要更好地實現法定最低工資目的，有兩個元素必須檢討。首先，是由兩年一檢，更改為一年一檢。其次，訂立幾個決定性指標和方向，例如用一個既定方程式、加入某幾個決定性指標等

不過值得留意的是，僱主會不會改為聘請更多兼職員工或將工作外判，以減少支付遣散費和長期服務金等，另一方面，取消對沖確令中小微企百上加斤，於是節省人手或要員工身兼多職在所難免，屆時就業職位會否減少，衝擊就業市場? 對低技術勞工和基層做成影響?

近年，政府也不時以送魚給巿民吃，來比喻為市民提供經濟援助(即派錢)的方式，強調教曉巿民釣魚更有助解決貧窮問題和更能長遠協助有需要的人。同樣地，社會工作教育也十分強調社會工作介入，應該着重問題的徵結和成因，而不應只停留在頭痛醫頭，脚痛醫脚的低層次實物援助層面。強調要通過輔導來改變受助人的行為、技巧或對事物的看法(perception)來讓受助人重拾正常的社會功能，甚至根本地解決問題，以免受助者長期依頼他人的協助而無法「自食其力」。那些從事滿足個人基本需要的社會服務，如短期食物援助、緊急物資援助、臨時住宿服務等的社工，有時便被一些前進社工冠以低層次社工之名。

在疫情的陰霾下，如果因為是次貨運問題而令食材供應大受影響，加重了餐廳的成本，最終也會轉介到消費者身上，最為受苦的，是一眾基層。

管理學有個概念叫「鯰魚效應」。一國兩制框架下，中聯辦無意爭做香港發展領頭羊，但至少應發揮鯰魚角色，激活管治班子的潛能及危機意識。

現在中聯辦、特區政府、建制派在「關心群眾生活」上展現了新氣象，下一步就是要「注意工作方法」，在破解香港深層次矛盾上，既要摒除既得利益者的阻礙，更要破除官僚主義的自我設限。

中聯辦領導落區，為香港特區治理者們提供了一個榜樣和啟示，包括通過解決治港觀念、方法與責任問題，實現良政善治，令香港發展和民生進步。

從現實意義來看，「劏房」 已成為了不少基層、輪候公屋者的重要棲息之處，但歸根究底，「劏房」 現象的出現正與社會貧富懸殊加劇，公營房屋供應短缺不無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