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成本高昂一直是困擾香港社會福利體系的重要因素，數碼技術的引入或許能減少繁文縟節，更精準地將福利匹配給符合資格的人士，大大提高行政效率。不過，在引入數碼技術的同時，如何保障市民的隱私及避免出現數碼不平等和新的福利排斥，香港與世界各國面臨同樣的困擾。

發展局委託項目管理顧問公司Oxford Global Projects的研究發現，近年香港的超大型公共工程項目普遍存在延誤、超支和質素等問題，工程延誤時間平均達34%。 先進科技對大型項目管理而言已成為不可或缺的工具，既可控制成本又能提升效率。當局善加利用之餘，更要加強內部對技術的認知和培訓，以免浪費資源，妨礙工程的進度。

早於2016年，智慧城市聯盟（SCC）已向政府呈交發展建議，指出政府必須設立一個高層次部門，專責為開放數據把關。 由於任務繁重，設立一個首席數據官（Chief Data Officer, CDO）以管理本港未來數據發展更是必須。

要讓數碼化在建築項目中順利推行，運用綜合數碼共用平台（Common Data Environment，簡稱 CDE）是其中關鍵。CDE可讓內外部資訊、模型庫和項目數據以單一資訊來源連接，並可即時共享

香港的文化數據一直各自發展，本地數據內容由主事機構各自為政，難以互通，加上數據多屬靜態，造成數量不足兼且欠缺多元化的毛病。

希望有關當局能掌握這個文化大數據的思維，進一步釐定長遠目標以及關鍵績效指標，好讓本地的文化和創意產業振翅高飛。

當本港官員苦口婆心地希望市民接種疫苗，倒不如多讓科學數據說話，首先我們要提升各部門的大數據處理採集能力及內部的資訊傳輸科技水平，也讓我們的衛生防衛中心也有類似的大數據給民間分析政策，讓數字及科學說服市民。

內地採用的抗疫隔離機制，建基於「大規模核酸檢測」、「大數據追蹤」，成效明顯，可惜香港的機制至今沒有跟從。

疫情過後，相信社會、經濟及營商環境都會進入被科技、數碼及數據圍繞的常態，各行各業如能夠留意及掌握以上九項科技的發展，相信不但可應對疫後的挑戰，更可於這以科技為主導的數碼化大數據時代發掘出新商機。

香港教育界團體可以透過政府的協調，與大灣區相關機構合作，獲取區內的居民日常生活、電商交易、物流網絡使用等數據，然後把它們公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