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內外交困加上疫情的影響下，香港的經濟復甦之路愈見艱難，加上人口老化問題日漸逼近，政府是時候思考財政資源怎樣用得其所之餘，也是時候思考怎樣保存財政實力，以應付不時之需。

如果不是將扶貧與烏沙帽掛鉤，地方官員個個都想呆在酒店與商人吃喝，誰願意跑到窮鄉僻壤？

政府官員除了就貧窮問題作全港性的分析，推行不同的減貧政策去針對性地處理不同年齡階層、不同背景的貧窮人口，亦應就數個貧窮地區作出針對性的貧窮成因研究，也要推出地區性的扶貧政策。

政府表示，去年受本地社會事件及中美貿易摩擦雙重打擊，本港經濟自二○○九年環球金融危機以來首次陷入衰退，勞工市場於下半年明顯轉弱。受本地社會事件嚴重干擾，消費及旅遊相關行業受到重創，當中涉及不少較低技術職位，因此基層家庭所受的衝擊亦頗為明顯。在這不利的發展下，再加上人口加速高齡化及住戶持續小型化，貧窮指標承受前所未見的上升壓力。

香港恰因新自由主義而崛起，因此也一直是「小政府、大市場」最堅定的執行者，張口閉口就是「積極不干預」，所以生產關係長期落後，這才是香港貧富懸殊的最根本原因。文章只屬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

在更好、更可行的扶貧方式出現前，中國政府改善千萬絕對貧困人口生活的「初心」與努力，還是值得客觀對待與肯定。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認為，不少年輕人「裸辭」，導致一段時間內沒有收入，而成為貧窮人口。

消息指，去年香港貧窮人口達140.6萬，創下10年新高。

某些大都會，表面上物質豐裕、欣欣向榮，但生活在這些大都會社會底層的人，不單享受不到豐足生活，有的更活在惶恐和不安之中。

青年想脫貧，到大灣區發展或者是出路，當中政府可以如何配合﹖嶺南大學副校長莫家豪教授為此提出良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