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立邦：香港是否過於不思進取？

在香港，我們絕對值得為過去幾十年來取得的成就，以及今天的地位感到自豪。 我們隸屬於第一世界，所有指標都顯示我們享受著高標準的生活：按購買力平價（PPP）計算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在2015年位列全球第10位（56719.5美元），預期壽命在2014 年位列全球第一（女性87歲，男性81歲），嬰兒死亡率在2015年位列全球最低（每1000個嬰兒中僅夭折1.3個），行動電話使用者比例在2014年位居全球第二（每100人有 234部行動電話）。 這個清單還可以繼續羅列下去。

香港並不是在一夕之間就奠定了其第一世界城市（或者像香港人喜歡說的「亞洲的世界城市」）地位。 我們邁向繁榮的道路相當艱辛。1967年2月，受內地「文革」影響香港爆發騷亂。 不過，僅僅過了10年香港，就成為製造業中心，約75萬人，亦即勞動人口的1/4從事製造業工作。 1979年中國內地改革開放後，我們見證了香港經濟的第二次巨大轉型，工作力從製造業向服務業無縫轉移，失業率幾乎完全沒有受到影響。 不過，今天隨著製造業進一步萎縮（製造業在2014年對香港GDP的貢獻僅1.3%），我們發現自己再度身處十字路口，不過讓我們對此仍保持樂觀吧。

威尼斯由盛至衰可供借鑒

什麼樣的十字路口呢？ 雖然香港的過去非常成功，但我們往昔的榮耀並不能確保未來的繁榮。 試想一個和香港非常相似的城市，面積不大，但其最輝煌時期在全球貿易和金融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威尼斯。 這個以水巷聞名世界的意大利城市一度居於全球領導地位，在1320年，威尼斯是銀行業和貿易領袖。 七百年後，威尼斯只不過是一個迷人的旅遊目的地罷了，遊客蜂擁而至，穿過優雅的水巷，欣賞矗立在水中的古雅街景。 如今，威尼斯作為商業和金融中心的輝煌已經一去不返。 

在各行各業，諸如體育、政治、教育、文學等等，我們都能看到自滿導致的類似結局。 有太多這樣的例子，政治家、大企業、政黨、社會組織因為失去追求卓越的動力而頹靡墮落。

在機會之窗對我們徹底關閉之前，我們的政府、教育者，以及我們社群各個領域的決策者，都必須考慮如何更加徹底和堅決地向知識經濟（而非旅遊目的地）轉型，並不再單純依賴個別支柱產業。 隨著香港製造業競爭力逐步喪失，特別是面對深圳、廣州、上海等內地城市的持續開放和崛起，我們必須更加努力地利用資訊和知識來開啟經濟增長的新時代。 當然，為實現這一目標已經有所行動（例如設立創新及科技局，以及在施政報告和財政預算案公佈刺激方案），不過政策的連貫性、頂層跨部門支援以及推進速度都依然存疑。

在知識經濟中，資訊、知識以及概念掌握是創新和經濟增長的基礎。 知識經濟有賴持續而來的資訊流推動，藉此提高善用科技的能力。 知識產業包括電子、纖維光學等高科技，以及教育培訓、研發、健康護理和金融與投資。

上世紀 80年代初以來，香港就開始向地區金融、投資和服務業中心轉型，並由此建立了知識經濟部門。 儘管香港在這方面已有長足進展，但知識經濟很多地方有待開發，尤其是投資高科技、研發和健康護理，在這些方面有巨大改進空間。 我們應當將香港和中國內地的持續經濟整合視為機遇，在新市場開放並快速擴張之際，在其他領域取得類似進展。

如果香港想為實現增長而拓寬其經濟基礎，並迎接內地城市（更別提全球）的有力挑戰，香港就必須時刻著眼未來，而非總想著過去成功的經驗。 雖然香港過去成就斐然，但未來要求我們找到一條全新的道路，一條可持續的道路，一條可以強化我們競爭力、創造就業並驅動經濟增長的道路。

香港必須牢記這些教訓，決不能不思進取，否則將變成另一個威尼斯。

白立邦 (Naubahar Sharif)，香港科技大學副教授

（此稿原刊登在China Daily Asia，英文原文︰http://goo.gl/iLo3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