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工業化戰略對我們的教益
在世界各地都焦急地等待美國總統特朗普對中國的進一步動向之時，中國領導人仍然專注於本國下一階段經濟轉型。而他們的做法應該得到所有人的關注——特別是美國決策者。
與其他成功的東亞經濟體一樣，中國的工業化進程結合了利潤主導的投資，積極的產業政策和出口紀律。但這一手段也存在局限性，以致許多試圖在同一發展階梯上攀登的發展中國家最終在中端陷入停滯，甚至倒退下滑，而哈佛大學的經濟學家丹尼·羅德里克（Dani Rodrik）將其稱之為“過早的去工業化”現象。
中國希望能在“中國製造2025”戰略的幫助下避免這一命運，這是指導中國國家工業現代化的路線圖，由總理李克強於2015年正式發布。其戰略重點是發展先進製造業，同時考慮生產性服務業，服務型製造和綠色科技將如何對這一進程進行補充。
作為中國製造2025戰略的一部分，政府將提供政策和財政支持以推動包括新一代信息技術；高端數碼機床和機器人；航天航空設備；新能源汽車；以及生物醫藥和高性能醫療器械等十大關鍵領域的技術突破。
人們有時會將中國製造2025戰略描繪為回歸舊式「由上自下」的重商主義運作和進口替代政策，但這一看法其實忽略了中國在工業和金融政策方面的積極嘗試。事實上，這項嘗試可以為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政策評估和創新提供寶貴的經驗教訓。正如許多發展中國家現在都製定了自身的產業升級和多樣化戰略，一些發達經濟體，包括美國，正在試圖振興其製造業基地。
讓我們首先從產業政策入手。根據該規劃，到2025年，中國應該擁有一批具有國際競爭力且位處全球價值鏈上游的跨國企業。此外，彼時中國的重要行業都應該在能源/原料利用效率與污染排放方面實現與國際效率標準接軌。接著到2035年，中國經濟將完全實現工業化。
這些宏大目標都被分解成一系列具體針對關鍵領域市場份額的國內（及國際）指標。例如2030年，集成電路的生產將能夠滿足75%的國內需求，相比之下2015年則為41％。
其中一個人們較少關注的中國製造2025戰略組成部分是財政政策指導，也是其更為創新的部分。為了降低製造業企業的資金成本，要求創建新的融資渠道，同時指示中國的開發性金融機構加大對特定領域的扶持力度。
具體來說，中國進出口銀行應加強對製造業企業海外投資行為的服務，而國家開發銀行應增加對製造業企業的貸款，同時“引導”來自其他機構的融資，比如風投和私募基金。
中國希望通過建立一套負責分配公共投資資金的專用融資工具——名為政府指導基金——來推動實現產業升級和改革目標。正如麥肯錫公司的一份報告所說，這種“更加市場化的投資方式”是一種“旨在提高成功可能性的大膽嘗試”。
具體舉個例子，具有國家背景的清華紫光集團最近獲得了1500億元人民幣（約合218億美元）的新融資以支持本國半導體行業的升級換代。在這筆融資中有1000億元來自中國國家開發銀行，500億元來自國家集成電路產業投資基金——於2014年創建的國家級政府指導基金。
政府指導基金的作用將越來越大。僅在2015年就有297個政府指導基金建立，可動用資本總額超過1.5萬億人民幣，相當於2014年規模的五倍。市級政府指導基金數量最多；但省級政府指導基金在融資額方面處於優勢地位。
在去年還建立了兩個國家級的政府指導基金：300億美元規模的國家風險投資基金和500億美元的國家國有企業產業結構調整基金。這兩家基金的主要股東都是一家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下屬的控股公司。1月份，中國絲綢之路基金——聯合其他中國投資者以及新加坡和日本的投資者——創建了資金規模為8億美元的厚安創新基金，投資於物聯網，自主車輛，雲計算，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等領域的初創科技企業。
關於中國製造2025戰略以及各種新投資工具的使用還有待觀察。但中國似乎已經準備好在某個戰略部門的一系列新興技術和先進技術上大手筆投資，同時在研發和商業化完成後保留一定股權。一旦成功，這將為新的增長來源奠定體製基礎。同時隨著創新的成效在整個經濟中不斷擴散，中國也將越來越接近其目標：成為一個高收入國家。
中國在工業和金融政策方面的嘗試可以最終為新興經濟體提供寶貴的經驗來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但對於關注製造業基地衰敗問題的美國而言，這一教益已經顯現。正如布萊德·德龍（Brad DeLong）和史蒂芬·科恩（Stephen S. Cohen）所指出的那樣，美國現在應該採取行動，恢復其講求實效的工業政策傳統，讓金融重新為實體經濟服務，並投資於可以振興中產階級的新經濟活動之上。
理查德·科祖爾-懷特，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全球化及發展戰略分會主任
丹尼爾·潘恩，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經濟事務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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