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龍詩迪：一位在港外國人追憶回歸之日及回歸成就
1997年之前，中央政府擔心香港數量可觀的外國人群體對回歸心懷不滿。我曾在北京與時任國務院總理李鵬的夫人朱琳女士有過一次單獨會面，會面的主旨是中國內地的控煙行動。朱女士不失時機地問我在港外國人對於回歸的心境。為打消她的疑慮，我告訴她，自己認識的每一個在港外國人都意識到是時候將香港歸還中國了，沒有一個人因為回歸而要離開香港，我們也都希望幫助香港繼續繁榮。聽到這些話語，她似乎很驚喜。我同時告訴她，我絕不認為在港外國人中會爆發任何騷亂，事情後來的發展也證明了我的判斷無誤。
過去20年中，內地為香港貢獻良多，鑒於兩個政府截然不同的體制，這顯得更加不同尋常。
首先，讓我們看一下關於1997回歸的基本面。或許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香港竟然被賦予了為期50年的“一國兩制”身份。
其二，1997年的回歸以和平、不流血的方式結束。當時流傳著這樣一個玩笑：由於回歸過程實在毫無波瀾，數百名抵達香港報道回歸的記者為沒有新聞發愁，紛紛跪在香港聖約翰座堂前，祈禱著“願這裡發生流血衝突吧”。《蘇格蘭人報》刊登的一則關於香港回歸、在蘇格蘭引發爭議的重頭新聞報道說（他們採訪了我在蘇格蘭的家人），中國的運動歷史學家們剛剛宣布，從古代陶器和織錦中發現了中國發明高爾夫的歷史證據。而關於回歸，這篇文章僅用了一個馬後炮似的句子：順便一提，香港於昨天午夜回歸中國！
我還記得那天出席位於中環的Hong Kong Club舉辦的慶祝回歸活動後開車回家。當我通過東區海底隧道時，一位管理員從收費站探出身子，嘗試著用英語說些什麼慶祝回歸的話。當實在找不出合適的語句後，他只好綻放了一個大大的笑容並吐出一句“歡迎！” 我永遠不會忘記這打動人心的一刻，而自那以後這份感動一直伴我至今。
第三，“一國兩制”方針大體上取得了顯著成效。香港保留了以英國為模板的法律體系，雖然是一個殖民時代遺物，但這套體系尊崇透明及正當程序，並受到大多數港人的歡迎。香港還被允許保留了自身的行政、教育、宗教和醫療體系。
廉政公署作為一個非政府監察機構設立於1974年，遠遠早於內地近年開展的反腐行動，回歸後也得以一如既往地堅守本職。不僅如此，一位退休的副廉政專員多次受邀與內地高級官員分享其打擊賄賂的專業知識。
還有一些早些年的具體例子可以說明中央政府是如何幫助香港的：1999年香港特區政府頗具爭議地向國務院提交報告，請求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基本法》，而人大釋法平息了香港社會對於大量內地移民湧入的擔憂 。
2001年，北京市政府推出激勵措施，鼓勵香港公司參與投資首都項目。
2002年，內地旅行團赴香港旅遊限額被取消，北京承諾考慮允許內地投資者投資港股。
同一年，朱镕基總理表示，北京時刻準備著在必要時刻以大量外匯儲備支持香港。
2003年SARs疫情爆發期間，內地向香港捐助了醫療保健設備，幫助香港抗擊疫情；北京簽署了 《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內地居民赴港旅遊限制被放寬；中國首位航天員楊利偉在返回地球幾周後就優先對香港進行了友好訪問。
2004年，北京購買了香港政府債券，雖然具體購債規模不得而知，但估計以2004年水平計算約在10億港元左右。鄧小平生平攝影展在香港開幕，“泛民主派”陣營代表受邀出席。廣州邀請香港公司參與2010年廣州亞運會設施建設。8月，北京進一步擴大了CEPA，同時香港公司受邀參與2008年北京奧運會基礎設施項目投資。
2008年北京夏季奧運會馬術比賽由香港承辦——這無疑是各方共贏的決定，尤其對參賽馬匹來說。
在我自身工作的公共衛生領域，內地和香港一直在各個層面保持並擴大著合作。
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我們經常會低估或忘記內地為香港所做的諸多貢獻。的確，“一國兩制”這種獨特的制度安排存在很多複雜性，但內地-香港這種結合取得的成就已經遠超分裂後重新統一的其他地區。
麥龍詩迪（Judith Mackay）
重要戰略-彭博倡議高級顧問（senior adviser to the Vital Strategies-Bloomberg Initiative），世界衛生組織高級政策顧問，亞洲控煙咨詢主管(director of the Asian Consultancy on Tobacco Control)，控煙行動先鋒活動家。1967年以來，一直在香港生活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