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兆勇：香港不只是中國的另一個城市
寫下這個題目，容我先把對香港的感受描述一下。
七十年代末，上初中的時候，我看過一本《香港風情》的短篇小說集，書中寫了些資本家剝削打工者，男男女女畸情亂倫之類的內容，香港的光怪陸離，道德沉淪，投射在我心中，形成的是一個“臭港”印象。現在回過頭來想想，那位作者的主要目的是要突顯資本主義的腐朽本質和垂死性，告誡中國人資本主義道路可走不得。
九三年，我終於有機會以政府官員的身份參加在香港舉行的招商會，這才第一次真實地感受這個“邪惡的香港”。當時的赴港簽證不是在公安局辦，要通過英國駐華大使館審批，所有操作程序與出訪其他主權國家並無二致。那時，政府還要補貼七百元的置裝費：黑西服，白襯衫，深色領帶，黑皮鞋。赴港之前，還要交代外事紀律，不得幹有損國格的事情。我們大隊伍從皇崗過關，一過海關，護照便被收走，唯恐有人逃跑。“外事無小節”（周總理語），到香港就是外事，不可亂說亂動，遇到可疑的人要及時報告。
回歸前香港予內地人「尊崇」感覺
在香港呆了一個月，出於好奇，我在銅鑼灣的電影院門口溜達，想看看三級片。當年我從來沒有看過黃片，想約一個級別比我高的人壯膽，那位上司嚴肅地警告我：按黨組織規定，看黃色電影，要開除黨籍。既然他這樣說，我只有單獨行動了。影片終場時，燈突然亮了，我吃驚地看到給我宣布有關規定的領導也在場，我低頭不語，迅速撤離影院，總算沒有弄個頭頂頭的尷尬。
那時候，港人也熱情，動輒就請吃飯，自小出身貧寒，我以為的海鮮不過是海帶、蝦子而已，終於見識了蘇眉，象拔蚌之類“新奇”海鮮。媒體也很有生氣，什麼都敢說、敢罵，好多同行的人都躲在房間裡看所謂“反動書籍”，咀嚼那些政治大逆；來港不易，等於走出國，得為七大姑八大姨購買禮物，那時主要買的是北角或者是背街背巷的便宜貨，有些小商小販嫌我是表叔，還敲竹杠，龐大的招商團，大包小包，儼如一個採購團。在美心快餐，可能見我們西裝革履，估計我們是大陸人，有的起頭還當眾罵我們“土匪”，後來才知道，那種人大多是國民黨殘兵敗將，或者是右派分子來港的。
那時候，我們對香港的心理體驗，用“尊崇”來形容比較恰當，這種情懷我相信很多內地人都有，不然你解釋不了這樣的現象：香港的小混混可以把內地的高官騙得團團轉；香港的小打工仔在內地做了大老板；內地的美眉也被香港的老頭納為二奶或太太什麼的…… 九七年之後，赴港程序越來越“內政化”。過去，多次往返港澳通行證一個省不過十來個名額，持證者皆非等閑之輩。回歸後，為了支持香港，赴港之門大開，赴港就不那麼稀罕了，也不再有出國的感覺了。再加上，內地越開放，香港較於內地的優勢也越弱，比如，做市場，港人以前是內地人的老師，現在，內地不太需要這個老師了；做金融及衍生工具交易，香港人過去也是內地人的老師，現在海歸多了；……甚至媒體也是這樣，內地雖無東方、蘋果，但也出現了很“八卦”的都市報，也有了狗仔隊，也有了時政雜誌，有了素質一流比香港辦得更棒的財經報紙，內地就差英文報紙和政治評論稍遜香港了。內地人一旦進一步轉變觀念，擺脫一些束縛，將釋放出驚人的力量。
許多高官對內地心態仍停留九七前
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在內地人心中，香港似乎正演變成中國的另一個城市，“不過如此”油然而生。
這些香港普羅大眾看得非常清楚，董先生等少數幾位行政首長看得也很清楚，但香港有許多高官並沒有看得太清楚，他們對內地的心態還停留在九七年前，簡單說就是三個字“看不起”，最近的事例是，廣東“非典”初起時，鍾南山院士兩度赴港提醒重視，但卻受到了不應有的冷遇，因為鍾是中科院士而非英國皇家科學院士。凡此種種就造成了香港一次次發展機遇的喪失。作為中央政府，維護香港“一國兩制”和經濟繁榮是國策，有其長遠的政治考量，不會把香港作為中國的一個普通城市來對待。不過港人也要看到，越來越開放的中國是讓香港的機會增多了不少？還是空間被壓縮了？ 管理學中有“區隔”的概念，任何一個產品沒有差異、沒有個性，產品就難以推廣了，同樣，香港的特質，如國際化也深為內地所依重，香港的行政理念，公務員制度，金融資本的市場化運作也值得內地好好學習、借鑒，這些其實也是香港的根本。更加國際化而不是“內地化”，也許是香港與內地城市競爭的殺手鐧——這就是我的觀察。
寫了這些文字，我想這樣說： 香港是中國的一個國際大都會，中西文化的一個窗口，但它又不只是中國的另一個城市。
文章只屬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