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仁諺：對陳莊勤「中國式理性管治」一文的補充

近日，群友分享了陳莊勤文章《一黨專政下的中國式理性管治》（亞洲周刊46期），並指其對中國式管治的肯定，寫得比很多學者高明。夏仁諺拜讀，受益不淺。

文章高明的地方，是陳氏不拘於學界的陋見，沒有把民主視為最高核心價值，而仍能從社會學和公共行政角度指出並解釋民主制度的弱點。自本世紀初開始，民主制度逐漸顯露出愈多愈多的問題－－但凡觸碰民主制度的國家和社會，都免不了受到民粹主義的侵蝕，令理性的公共行政無法實施。很多諸如貧富不均、社會分裂的問題應運而生。陳氏又指出，當代中國式理性管治免除了民主制度的民粹主義問題，其公共行政反而比西方民主國家來得有效率。

陳氏以特朗普擬推翻奧巴馬醫保政策為例，說明了西方民主制度的民粹主義問題。奧巴馬在總統任期內推行的全民醫保政策，把本來不受保障的四千萬美國人納入了保障範圍之內，做法是向有能力的人開刀，使他們承擔沒有能力的人之醫保開支，結果使社會上有能力者不悅，因為他們的個人開支增加了，但受到的個人醫療保障卻減少了。

陳氏認為奧巴馬的醫保政策是韋伯式理性文官體制的體現，其特點是理性決策，所謂的理性決策，在科學層面上指以正確科學認識為基礎的決策，在道德層面上指追求對多數人有利，或在社會各利益群體中追求合理平衡的決策。

奧巴馬的醫保政策顯然對多數人有利，並追求了各群體之間的合理利益平衡。然而，在最新一屆美國總統選舉中，選民選出了揚言廢除奧巴馬醫保政策的特朗普，反映了民粹主義在美國社會興起。

民主制度易受民粹主義侵蝕 

陳氏分析，現代民主制度能制約獨裁暴君的非理性管治，在民主制度中，資本主義帶來的寡頭壟斷也可以通過立法加以制約。可是，民主制度卻未能有效防止民粹主義侵蝕本該理性施政的文官體制，因為選民往往不從公共角度考慮如何行使自身的一張選票，而以個人非理性好惡為投票準則。相反，中國在一黨專政下實行的中國式理性管治，卻有效防止了民粹主義干擾理性管治。

對於陳氏之分析，筆者相當認同。過去一個世紀，西方社會把民主觀念宣揚為普世價值。本來，民主至上觀只是一種唯心的一廂情願，重點是這個價值信仰，是否經得起歷史發展的考驗。

現代民主政體誕生於十八世紀末，發揚於十九世紀，至今存世只有約兩百年，其史齡其實很淺，比蒙古帝國國祚長一點，卻比中國大宋、大明和大清國還短。也就是說，用歷史之眼來看，民主制度的文明爆發力雖然很強，與蒙古帝國的武力帶來的文明爆發力相可比擬，但其穩定性和耐久性還未充分被證明。

陳氏之分析，為我們揭開了民主制度的第一個弱點──易受民粹主義侵蝕。

從陳氏提出的韋伯理論來看，社會制度的重點，並非民主制度，而是權威與理性。社會要求由一個權威體制，以理性管理社會。如果民主制度無法確保社會做出集體理性判斷，它就不是一個理想的社會制度。

缺乏資本精英民主思想難成功 

事實上，民主制度在西方歐美諸國仿似有過偉大的成功，但民主制度輸入第三世界國家，從來卻只見更多紛亂，沒有為第三世界國家複製出西方已發展國家的成功，問題是甚麼。

夏仁諺認為，其實西方國家在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期間的成功，第一因並非民主制度，而是資本主義要求理性決策，導致科學進步，從而使西方社會迎來了技術進步的第一春，帶來了一個飛躍性的生產力上升黃金時期。民主制度在這過程中不是沒有功勞，它的貢獻，是協助資本家從舊世代非理性獨裁力量手上奪權，讓公共行政能統攝在資本主義要求的理性決策之下。可是，這個歷史權力轉移的進程，要求社會上先存在一群能奉行資本主義和科學認識要求的精英。當西方社會向第三世界輸出民主思想時，並沒有同時輸出這等精英，這就是民主沒有為第三世界帶來成功的主要原因。當社會上持有選票的人都沒有正確的科學認識和全局視點，只以個人利益好惡和盲目信仰為投票準則時，民粹主義就發生了，這令社會公共行政決策喪失了它應有的理性基礎。在這種情勢背後，肯定在負責啟蒙的教育功能上出了嚴重缺失，比如近期陳文鴻於11月10日在報刊提出的「大學教育惡性循環」問題。

夏仁諺想補充的另一點，是關於中國一黨專政何以可以產生出一個既權威又理性的文官體制。陳氏提出了兩個候補答案，第一是中國式管治重視調研，第二是中國執政黨意識到它沒有民主授權，其合法性只能來自管治上取得的成效，因此它有更大的動機追求理性管治。

夏仁諺雖然認同陳氏的兩個候補答案，但鑑於歷史，不能同意這兩個原因的必然性。為官者對理性管治的追求，常受制於官員個人利益的要求，正如民主制度也常受制於選民的非理性個人訴求。夏仁諺認為，中國人能走出一個追求理性管治的執政黨，其實是來自中國人議政的歷史文化傳統。

社會成敗並非只取決於一位領袖 

從來，中國社會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中國人在其文化歷史中積淀了無數合的經驗，也就是統一國家的經驗，而這些經驗，其實大都在所謂「萬惡」的君主獨裁制度之上發生。其實，中國古代君主制度，並非全然的獨裁。帝皇每天早上有上朝聆聽百官議政的義務，古今往來並無例外。如無合理因由，皇帝也不能隨便違逆官員基於事實而作出的合理建議，例如救災、出兵、改制、外交，皆是如此。

史記記載，趙武靈王引入胡服騎射以強國，朝中士大夫不服，但趙武靈王作為所謂的「獨裁」君主，卻親自去探望反對最力的公子成以及趙文和趙吉等重臣，以理游說。表面上是獨裁制度，但在實際施政上，中國古代國家施政遵從的大原則卻非獨裁，而是理性議論。實情，可以這樣說，中國古代文明是遭現代人過度抹黑了。

中國歷史告訴我們，當政局漸歸穩定，中國人就會自動重歸理性議政的傳統，不管這個管治者是一個帝皇還是一個執政黨，皆無例外。一旦政事回歸正當的議政傳統，就自然有深入調研。中國勝在人多，不缺的是人才，只要理順了吏治一環，不愁這個國家無法理性管治。

還有一點，民主觀念作為一種時尚，使人誤以為一個社會的成敗只取決於單一位領袖，這是極其淺陋的想法。換了一個梁振英，香港就會好起來嗎？不會。梁振英如何與梁振英自己有效議政呢？一個強大的社會，要求的是一個天天理性議政的管治班子、一群合理議論施政方法的公僕以及一群合理接受和議論施政結果的民眾。這就是說，社會願意用腦袋和願意合作共存共榮的人愈多，社會就愈強大，反之社會步向衰退。社會從來不靠一人而成功，當代民主觀念讓人產生這種一人定天下的誤解，只能說宣傳這個觀念的人失職了。民主概念背後，應該有更加深化的討論，以致它不被當成一種無腦公式來使用。

可悲的是，香港社會輕視史學，民眾都缺乏宏觀歷史視野，看不出民主作為一個觀念，目前極其量只是一種流行玩意，看不出民主還未完成其歷史發展，民主制度羽翼初成，即過早地把它奉為普世真理。另一方面，民眾也看不出在歷史中真正具決定性的社會素質，其實是管治者和民眾之間的理性議論。

 

文章只屬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