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凱文：彭定康如何看梁天琦案

日前，本土民主前線前發言人梁天琦因暴動罪被判囚6年，香港的英國保守黨人權委員會副主席羅哲斯成立的「Hong Kong Watch（香港監察）」，訪問了香港末代港督彭定康。彭定康認為，暴動罪所涉及的《公安條例》中有字眼定義模糊令條例易被濫用，今次該例更被用作政治用途對泛民主派和社運人士作極端判決，又強調自己曾在95年改革《公安條例》，但在1997年6月遭到臨立會還原。

誠然，聽畢彭定康的言論後，有些客觀事實實在不得不說：

首先，香港的《公安條例》，是港英政府在六七暴動後所制定。整條條文本來便有着「用作政治用途」的功能，同時規管群眾的遊行、示威和集會之時，不得行使暴力，以及作出破壞社會安寧的行為。事實上，彭定康出任港督期間，便曾以《公安條例》的非法集結罪，起訴當時學運分子陶君行和蔡耀昌，最終被判罪成。如果彭定康認為旺角騷亂案是利用《公安條例》「針對社運人士」，他當年又是否「針對社運人士」？

其次，現行的非法集結和暴動罪，字眼定義其實並不模糊，只有集結期間「破壞社會安寧」(breach of peace)才會被控暴動，和平集會根本不會被告。事實上，現時香港法院所引用「破壞社會安寧」的定義，主要是參考英國上訴庭的【R v. Howell [1982] 1 QB 416】案例，其定義為：

「如果一個行為會為人帶來實際傷害，或相當可能為人帶來傷害、或令人眼看自己的財產受損害、或令人害怕會因襲擊、毆鬥、暴動或其他騷亂帶來傷害，便會構成破壞社會安寧。」

很明顯，從今次的旺角騷亂案中，明顯出現了實際傷害，也出現了刑事毁壞，證據十分確鑿，也完全合乎英國案例中的「破壞社會安寧」定義。如今彭定康卻認為這條港英制定、法律定義依足英國案例的法律「字眼定義模糊」，實在有夠諷刺。

或許有人認為，英國公安法比香港寬鬆。然而，即使引用《英國公安法(1986)》(Public Order Act 1986)第1(1) 條：「如果12個或更多在場的人為求達到共同目的而一起使用或威脅非法暴力，並且他們的行為（合在一起）會導致出現在現場的合理堅定的人擔心其人身安全，則每個為求共同目的而使用非法暴力之人均犯有暴亂罪」，梁天琦等人也不可能有不一樣的判決，而且英國公安法跟香港一樣，暴動罪最高刑罰也是十年。

最後但是不得不說，強調自己曾在95年改革《公安條例》，但在1997年6月遭到臨立會還原。可是，當日的《公安條例》修訂，只是加入了30人以下的集會可豁免申請、由7天前向警方申請的集會牌照，改為通知警方，而沒有更改過非法集結罪和暴動罪的任何字眼。彭定康明明沒有改動過非法集結和暴動罪，卻拿自己曾經修改《公安條例》說事，說得他的改革若沒更改，梁天琦便可判無罪一樣，實屬混淆視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