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凱文：從曾蔭權案 看香港的量刑酌情權

2015年10月5日，前特首曾蔭權被廉政公署起訴兩項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及後加控一項行政長官收受利益罪名。及後，曾蔭權被判一項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成，他則選擇上訴。直至上星期的7月20日，上訴庭三位法官一致駁回曾蔭權就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的上訴。有趣的地方是，曾蔭權竟在法官駁回上訴的情況下，獲減三分一的刑期。

根據過往案例，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的量刑起點，一般而言是30個月。特首作為香港最高的政府長官，不但未能做到以身作則，還要觸犯法例，是否應該罪加一等呢？即使不加重刑罰，量刑也不應低於量刑起點吧？原審法官又憑什麼將刑罰減至18個月？

原來法官認為，曾蔭權獲得減刑的原因，是他對香港有所貢獻，以及他的個人「品格良好」。

不諱言的說，法院今次的判決，簡直顛覆了一般人對於「品格良好」的理解。按常理而言，能否做到奉公守法，是驗證一名公職人員品格的最基本要求吧？一名已經被法院裁定有罪的人，干犯的法例是公職人員行為失當，又怎有可能視作「品格良好」？如果一個已被定罪的人也是「品格良好」，世上還有品格不良好的人嘛？

至於曾蔭權對香港有所貢獻，這說法也是人言人殊。有人或許認為，他出任特首期間，香港經濟穩步上揚，沒有受到金融海嘯的影響，他的「超級區議員」政改方案又成功通過，所以有其貢獻。有人則或許認為，他出任特首之時，放任樓市不管，又沒有積極覓地，是香港今日樓價高踞不下的罪魁禍首。

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不論覺得認為曾蔭權對社會有所貢獻或者沒貢獻，都不過是法官的主觀判斷，背後必然涉及法官們的政治立場和意識形態。如此說來，法官因為認同曾蔭權對社會有貢獻，而削減他的刑期，又是否算作一種政治考慮？此外，法官又憑什麼以此理由為曾蔭權減刑？難道法官認為可以功過相抵不？即使功過真可相抵，曾蔭權被判罪成，對港府形象和管治威信，帶來了極大破壞，他又是否過大於功？

再退一步說，我們假定曾蔭權功大於過，所謂的功過相抵，又有什麼可以量化的準則？致使原訟庭在量刑時，可扣去量刑起點的五分之二刑期？更使人費解的是，曾蔭權明明是上訴失敗，上訴庭又憑什麼再次扣減原訟庭的刑期，由18個月減至12個月？如果所謂的量刑酌情權，根本沒有一套統一而又量化的標準，難免讓部份公眾覺得，法官在「蓄意」放生曾蔭權吧？

某程度而言，今次曾蔭權案的判決，突顯了香港現行法律制度下，法官的量刑酌情權存在一種隨意性。普通法經過近千年的發展，其判案方式已經頗為完善，但是去到法官量刑之時，則仿似全憑法官主觀判斷，沒有可量化的客觀標準。正因如此，香港近年來才會在一些重大案件審結過後，惹來不少爭議和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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