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軍：西方對中國創新的錯覺

 

在西方，許多經濟學家和觀察人士把中國描繪成全球技術強國的可怕競爭對手。他們認為，通過自上而下的產業政策，中國政府有能力讓國家與歐美比肩。

 

例如，哈佛經濟學教授、前美國財長薩默斯今年3月在北京的一個會議上就表示，人均收入只有美國22%的中國可以擁有世界最尖端的技術和技術巨頭，堪稱“歷史奇蹟”。美國貿易代表在3月份的報告中把“中國製造2025”計劃（即2015年提出的提升中國製造能力的藍圖）作為證據，證明中國企圖在它認為有戰略意義的高科技產業取代美國，比如機械人。

 

此外，美國貿易代表的報告還斷言，中國正樂此不疲地按照自己的玩法，為達到自身目的而破壞現有的全球規則。確實有許多西方人警告說，中國正計劃利用建立在技術上的實力來實行一套全新規則，這些規則與西方長期執行的規則大相徑庭。

 

 

此外，這些變化並不明顯與政府的產業政策有關。相反，中國的互聯網經濟主要是由阿里巴巴和騰訊這樣的私人企業推動的。

 

其實，西方觀察人士，不止媒體，還有學者和包括總統特朗普在內的政府領導人，他們從根本上誤解了中國發展戰略及高科技產業的政策的性質，誇大了其作用。與人們的看法相反，這些政策往往只是降低企業的入門成本，同時增加競爭。這類政策通常導致過度的企業參與，它所引發的競爭和缺少對現有企業的保護，在中國國內一向頗受非議。因此於全球規則而言，中國依賴有效的產業政策並不會造成多大的不公平。

 

話雖如此，中國的實際技術前景又如何呢？當然中國人學得很快，過去30年，中國製造商已經被證明善於抓住機會模仿、改造和傳播新的技術。

 

但中國商業領域的技術進步是發生在微笑曲線的底部，核心技術擁有者從中國製造業抽取了大部分附加值。舉例來說，在為全球市場生產鏡片的重鎮江蘇省丹陽縣，製造商能夠生產最精密型號的產品，但它們並沒有核心的製造軟件生產漸進式鏡片，必須為做出的每一副漸進式鏡片向一家美國公司支付固定專利費。同樣，中國的汽車製造商仍然需要從發達國家進口它們的生產線。

 

顯然，將數字技術應用於以消費者為導向的商業模式，與成為開發和生產硬技術的全球領先者，這兩者之間存在着巨大的差異。後一個目標需要為基礎研發周期較長的領域（如醫藥）持續不斷地投入時間、人力和財力。

 

有鑒於此，中國大概還需要15到20年時間才能趕上日本或韓國的投入，至於更重要的產出，那就差得更遠了。雖然中國可以通過吸引創造性人才和加強對長期研究的激勵來加快進步，但從學習漸變到創新是沒有捷徑的。

 

在這方面，大學不僅培訓新的科技人才，還通過進行基礎研究發揮着關鍵作用。這意味着不能只關注增加學生的數量，更要進一步重視教學的質量。

 

這一切都不會在一夜之間發生。事實上，正如中國從上世紀50年代大躍進的失敗中學到的，真正的經濟轉型不可能也不應該急於求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