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知遠：中國崛起時，我們和世界的溝通語言只有消費

在中國崛起的時候，我們跟整個世界的溝通語言只有消費的語言。但是在未來，只有依靠新的知識積累、新的情感力量，才可能產生新的可能性。

——許知遠

演講 / 許知遠（微信公眾號：吳曉波頻道）

剛才主持人說讓我來回答「你是誰，你從哪兒來，你到哪兒去」。

其實我也沒想到我會來這裡，關鍵是，這麼寒冷的天氣，還要假裝非常有熱情。

曉波給我打電話找我來的時候，我完全是盲目地答應了。我其實沒有想到會有這麼多人在現場，這是我人生最接近成功學的一次。

過去五年間，中國充滿了峰會和論壇，都是用巨大的屏幕和特別抒情而空洞的語言在後面做支撐，那些從來不讀書的人也都會說我的未來猶如星辰大海。

但我還是來了，出於與曉波的友情。

在這麼一個時代，所有人都願意談論未來會變得怎麼樣，會不會錯過下一輪機會，或者人生是否有新的拓展？我覺得這個時候友情變得至關重要，每個人都惶惶不可終日的時候，友情提供了一種真正的慰藉甚至真正的力量，所以我過來了。

我在珠海的時候，會想起對面的澳門，我住在那個像童話一樣明顯是仿製品的酒店，對面就是澳門。

那個地方，400年前是葡萄牙人落腳的地方，一幫傳教士想進入中華帝國的中心，但沒有機會，他們只能在邊緣的島嶼行進。對面那個小小的島嶼，象徵了過去幾百年中國人對外開放的態度，也象徵了我們此刻坐在這裡只是更漫長歷史環節中的一環。

我想，在澳門那個島嶼上，他們這群葡萄牙人，後來是英國人，找到了更好的落腳點，他們到了廣州。在我們談論深圳奇蹟的時候，18世紀末更強大的奇蹟是廣州奇蹟。

在當時諾大的清帝國只有在廣州城外的十三行邊上允許13個國家的商人們跟中國產生貿易，造就了廣州的貿易模式。在廣州的貿易模式中也很好地展現出中國對外的一種世界態度：我可以允許你在一個可控的範圍之內跟我產生邊緣性的接觸，但你永遠不能進城。

我們對外是傲慢的、自我中心的，但是這個傲慢帶來了巨大的「回報」——發生了鴉片戰爭，城門被迫打開，外來者本來僅僅想平等地跟你產生貿易，但他們被迫跟你發生了武力衝突，他們成為新的壓迫者，廣州模式被打破。

這個時候香港開始興起，一個島嶼，帝國的邊緣，儘管是邊緣，仍然被割讓給外國人，但是這個屈辱的本身有更複雜的故事。

今天我們在這裡談論改革開放40周年，40年的奇蹟當然有我們非常多的辛勞，有我們非常多的探索和努力，但同時，這個奇蹟難道不是一個巨大的外在刺激帶來的效應嗎？

如果不是最初深圳的那些開發者、廣州的領導人看到香港，他們怎麼會產生如此巨大的動力？如果不是鄧小平前往日本訪問，看到日本整個的新幹線、新工廠，他們怎麼會感慨說現代化大概就是這樣的模樣呢？

我們所有認知的變化、自我的變化，很難從我們本身發生，它經常來自外來的帶來巨大衝擊的產業，這種衝擊經常是不安的，令人困頓的。

但是在此刻我站在這裡，我們一起回顧中國40年變化的時候，經常會忘記一個巨大的外部環境對我們的影響，倘若不是香港的存在，倘若不是一個巨大的海外華人網絡的存在，中國的奇蹟不會如此發生的。

但是在此刻，我們卻感覺忘記了這些外部的刺激，而產生了一種新的不安的感覺，這是一種自以為是的新的封閉帶來的。這種封閉不僅是來自一種對外開放的態度，一種跟世界的關係，也來自一種內心。

在過去十年裡面，中國當然有非常巨大的變化，我們看到很多奇蹟的誕生，但是我同時也非常明確地感覺到，我們的內心世界，我們對世界的理解，並沒有隨着中國的影響力迅速崛起，並沒有隨着中國的投資進入更廣闊的世界變得豐富起來。

我們在生活中最常看到的是那些沒頭沒腦的娛樂節目，整個社會好像又縮回了一個更偏狹的世界觀。我們對待批評的態度，我們對自己國家的質疑，一個對自己充滿自信的國家，應該有寬容的能力去接受質疑。

我看到所有人在聽講座、聽論壇，我們所有人在談知識掌握命運，但知識在這個時代卻變得如此偏狹。知識是有抗拒性的，知識是超越自身使用者的，但是此時我們的知識是什麼？

這是我最愛的一個詩人米沃什，他說庸俗化知識的特點是：

它讓人感覺一切都是明明白白的，它也令人想起在深淵上架設弔橋的方法，沿着弔橋可以不斷地往前走，但遺憾的是，這一切都不能改變現實中存在萬丈深淵的事實。

在過去的十年中，我們看到了大量的包裝在科技外表、經濟外表之下的庸俗知識，它們是一種新型雞湯。這種知識會帶來一種什麼樣的後果呢？我們的認知、情感沒有得到真正的拓展，它們反而變得高度情緒化、不可控化，變成了一種新的陳詞濫調。

過去幾年裡我有一種非常強烈的感覺，你們捫心自問，每個普通人之間還在多大程度上具備真正對話的能力，在多大程度上具備彼此理解對方的能力，在多大程度上有想了解陌生人的慾望？

如果這些能力都不存在的話，我們所有的交流就會變得非常單向，非常容易爆炸，非常容易選擇標籤，非常容易偏激化，這是不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一個重要特徵？

同時，我在過去幾年旅行過程中看到中國人在湧向世界，一些表面上的混亂、枯燥或者說喧鬧背後，有一個深層的問題——在中國崛起的時候，我們跟整個世界的溝通語言只有消費的語言，這種單一的語言讓我們觸目驚心，我們對其他國家的文化、歷史、宗教、藝術、文學都有巨大的漠視。

當我們在談論自己的金錢涌到世界各地的時候，我們是否看到哈薩克斯坦的音樂就在我們的生活邊上，非洲困苦的境界進入中國？這一切，都沒有。

我們中國人最喜歡說拿破崙那句話，「當中國醒過來，它將震驚世界」，但是你們記住，當法國人前往埃及的時候，與拿破崙軍隊同行的有語言學家、考古學家、思想家、人類學家……他們去理解埃及一帶在發生什麼。

而在我們日常生活當中，當我們談到中國驕傲的時候，我們有多少語言學家、多少歷史學家、多少新聞記者幫助我們去理解國家了解世界，把這些陌生的知識帶入到我們周圍？

而當這些陌生的知識、陌生的情感無法進入我們生活的時候，我們會陷入一個單一的困境，這種單一的困境在短期來看似乎是一個經濟增長巨大的助推器。

在過去40年里，我們中國人其實不關心任何事情，我們只關心生產與消費，我們製造奇蹟。在未來只有依靠新的知識積累、新的情感力量，才可能產生新的可能性。

今天我們在一個相對寒冷的講台裡面，曉波剛才放的那些著名的創業者年輕時候的模樣。他們年輕的時候可不像我們現在安安靜靜地坐在座位前，他們是熱情的，他們是盲目的，他們是帶着巨大渴望的，是勇敢大膽的。

過去幾年我看到一種新的思想規範在形成，我看到年輕一代不敢挑戰權威，他們循規蹈矩。我看到每個人都擔心在通往成功學的道路上被拋棄掉，但越緊張，你越可能被成功拋棄掉。

所有新的可能性，就像對面的澳門，就像旁邊的深圳，就像之前的溫州一樣，都是在一片慌亂之中，在一個沒有藍圖的大環境之中發生的。而這個過程中，我們要清晰地審視自我在歷史中的位置，審視自我很多的驕傲、取得的成就是片面的，同時我們要對自我生活的時代保持一種高度的批判性。

所以給各位看一個我非常喜歡的日本的政治思想家丸山真男，他是戰後最重要的一位政治哲學家，在當年有很多日本人在歌頌戰後日本的經濟奇蹟或者戰後日本美好的事物的時候，他看到了一個社會最大的危機。

他覺得日本人高度地盲從，日本人缺乏自己的獨立精神，日本人躲在某種既定的規則之下安全地生活。他的一生都想成為一個更自由的日本人，倡導一種更獨立精神的日本，所以他1996年去世之前，仍然對自己生活和時代充滿了抱怨，在他去世之後不久，日本發生了一個事件。

他最後一次的演講中提到：

日本確實有一些怪異，近年世間最吵嚷就是奧姆真理教，很多人認為那是異常的，與自己無緣的。但在我看來，那並不是他人的事，簡單地說，想起了我的青春時代，整個日本國就是一個奧姆真理教。

在這麼久的旅行過程之中，其實我經常會有某種相似的，但是並不確切、完全一樣的感受，這種感受就是我們中國人太久地沉浸在某種自以為是的行為思想規範之中，我們對外部世界所知仍然很少，我們看似眼前取得了某種成功，它是令人驕傲的，但是我們要時刻提醒自己，它是漫長的歷史變化的產物，而它當中存在大量的問題。

我這一代人，你們下一代人，應該非常勇敢地看到我們自己國家和時代面臨的問題，給它提出新的可能性，應該給自己一張盲目的新的藍圖，探索一種更豐富的可能性和未來。

 

文章原刊於《網易自媒體平台「網易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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