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中國崛起與歷史的新開端

上世紀90年代初，美籍日裔學者福山發表了其所謂的「歷史終結論」，認為西方自由民主是世界上最好、也是人類最後一種政治制度。一方面是因為它符合西方主流意識形態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因為蘇聯東歐共產主義的轟然倒塌，這一理論名噪一時，廣為流傳。

不過，好景不長，沒過多久，西方自由民主內部開始發生巨大危機，並深刻影響到作為西方內部秩序外延的「自由國際秩序」。今天，西方內外部危機互相交織，互相惡化，人們看不到內外危機如何緩和解決，出路在何方。

與此同時，也正是在這段不長的時間裏，中國實現了快速和可持續的崛起，不僅催生了內部新制度的誕生，而且開始走向世界舞台中心，在劇烈變化的國際事務上扮演着愈來愈重要的角色。世界歷史不僅沒有被福山所說的西方「自由民主」所終結；相反，中國的崛起開啓了新的世界歷史。

從1949年新中國成立到現在已經走過了70年的歷程。這個並不容易的歷程基本上經歷了三大階段。1949年之前，從孫中山到蔣介石再到毛澤東，數代人經過艱苦的摸索，才找到了解決革命與國家的問題，通過長期的革命和戰爭實現了一個統一的國家，結束了晚清以來內部積弱內亂和外部受人欺負的局面。當毛澤東1949年在天安門宣布「中國人民站立起來」的時候，新中國的建設才剛剛開始。

剛剛建國之初，在外交上基本上被發達的西方所孤立，中國只好選擇「生存外交」。先是實行「一邊倒」政策，和當時的蘇聯站在一起。但同蘇聯交惡之後，中國走向了亞非拉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打破了西方的圍堵和封鎖。「生存外交」極其辛苦，但中國贏得了真正的獨立自主外交。這和其他很多發展中國家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中國並沒有對任何國家形成依賴，每一步都是獨立的，這為內部經濟發展和制度建設塑造了一個良好的外部環境。

建國後對制度建設的探索

應當說，建國之後的30年裏對制度建設做了很多探索，為改革開放之後的發展和建設提供了有益的經驗。即使是一些失敗的探索，也在此後產生了一些積極的效果。不可否認，中國基本國家政治制度都是在毛澤東時代得到確立的，這些制度構架直到今天並沒有多大的變化。毛澤東之後的中國被稱為「改革」的時代，顧名思義，「改革」就是「改進」、「改善」、「改良」和「修正」等，而非革命和推倒重來。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進入了第二個階段，即「鄧小平時代」。鄧小平一代有效地解決了經濟發展問題。中國在短短是40年時間裏，書寫了世界經濟史上的最大奇蹟，把一個一窮二白的國家提升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最大的貿易國；就人均國民所得來說，也已經接近了高收入經濟體。不過，更大的奇蹟在於促成了近8億人口脫離貧困。歷史地看，任何社會都有方式致富，但不是任何社會能夠找到有效的脫貧方式。在脫貧方面，中國可以說是獨一無二。

也同樣重要的是，中國的經濟奇蹟是在高度開放狀態下實現的。如果毛澤東時代實現了一個獨立的中國，那麼鄧小平時代，這個獨立的國家高度融入了世界體系。這個融入並不是今天很多西方人所說的「西方施捨」，而是中國的主動融入。中國並沒有步蘇聯的後塵，「另起爐灶」，而是選擇加入以西方為核心的世界體系。

正是因為主動選擇，中國抓住了全球化所帶來的機遇，實現了快速的崛起。而其他很多國家未能有效抓住這個機遇，甚至失去了這個機遇，這和它們的選擇有關。也是因為主動的加入，中國在加入這個體系之後仍然能夠維持自己的獨立性。和世界體系的互相依賴，並沒有妨礙中國獨立的外交和內政。

儘管中國的經濟奇奇蹟為人們所稱道，但中國所取得的成就並不能僅僅以各種經濟指標來衡量。無論是中國傳統上曾經有過的輝煌，還是近代西方國家崛起的經驗都表明了一個道理，無論是國家的崛起還是民族的復興，最主要的標誌便是一整套新制度的確立和其所產生的外在影響力，即外部的崛起僅僅只是內部制度崛起的一個外延。

如果光有經濟總量，但沒有內部制度建設，這樣的崛起是不牢靠的，不可持續的。中國近代歷史充分說明瞭這個道理。例如1820年，中國經濟總量仍然佔世界經濟總量的30%以上，但在1840年的鴉片戰爭中就被英國所打敗。

制度是決定性因素。看不到中國的制度優勢，既難以解釋所取得的成就，也難以保障已經取得的成果，更難以實現未來可持續的發展。但正是關鍵的制度因素，很多人就一直看不明白。

近代以來直到今天，大多數人（即使是中國人本身）一直把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的兩千多年歷史歸納為簡單的幾個詞：封建、落後、愚昧和腐朽。而改革開放之後，人們又把1949年之後建立的制度視為是「落後的」，是需要被改革掉甚至廢除的。近年來人們圍繞着「中國模式」所展開的諸多爭論，恰好反映了這種思維方式。

與此同時，自「五四」直到今天，很多人一直期待着會從「天」上掉下來一套適合中國的好制度。他們迷信西方制度，總是以西方為「天」，以為移植了西方制度，中國就可以輕易崛起和強大。對改革開放以來所取得的成就，很多人就簡單地歸諸於中國學習西方的結果，而根本忽視了中國本身在開放狀態下所進行的制度創新。

中國的制度創新被忽視

沒有人會懷疑學習西方的重要性，當代中國就是一個學習型大國，但如果簡單地對西方制度照抄照搬，失敗便是必然的。這一點早已經為歷史所證實。二戰之後，很多發展中國家簡單地選擇了西方制度，把西方制度機械地移植到自己的國家。儘管從理論上說，憲政、多黨制、自由媒體等什麼都不缺，但在實際層面什麼也沒有發生，不僅沒有促成當地社會經濟的變化，反而有效阻礙着社會經濟的發展。晚清至民國中國本身的實踐也充分說明瞭這一點。

在實踐層面，中國的制度變革和這些對西方的迷信，並沒有任何有機的關聯。中共十八大之後中國可以說進入第三階段，即一個自主的制度建設和改進時期。如果說十八大之前，人們對中國自己的體制還缺乏信心，不僅不敢正視自己體制的優勢，反而認為自己的體制是必須被改掉的，那麼十八大以來的「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相互配合、相互強化，人們全面評估中國體制的優劣，並對此進行了全方位的改革，造就了今天人們所看到的一整套制度體系。

在基本經濟制度方面，中國已經形成了「混合經濟制度」。具體地說，就是「三層資本構造」，即頂端的國有資本、低層以大量中小型企業為主體的民營資本、國有資本和大型民間資本互動的中間層。這個經濟制度可以同時最大程度上發揮政府和市場的兩種作用。各種經濟要素互信競爭和合作，造就了中國經濟的成功。同時，它們之間也存在着互相制衡的局面。因為一旦三層資本失衡，無論是國家主義盛行還是市場原教旨主義盛行，經濟就會出現大問題，人們因此必須不斷在三層資本之間尋找到一個均衡點。

在這個過程中，政府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在中國的哲學中，自古至今，發展和管理經濟永遠是政府最重要的責任之一。政府承擔着提供大型基礎設施建設、應付經濟危機、提供公共服務、平準市場等重要責任；而民間資本提供的則更多的是創新和活力。過去數十年中國在構造了世界經濟歷史的奇跡，又避免了亞洲金融危機（1997年）和世界金融危機（2008年），和這個經濟體制密不可分。

在政治領域，西方的「三權分立」體系為黨爭提供了無限的空間，造就了今天無能政府的局面。相反，中國在十八大以來，以制度建設為核心，通過改革而融合了建國以來的基本制度和傳統制度因素，形成了「以黨領政」之下的「三權分工合作」制度，即決策權、執行權和監察權。

傳統上，「三權分工合作」體制自漢至晚清，存在了兩千多年，並沒有受王朝興衰更替的影響。今天，通過創新和轉型，重新確立了「三權體系」，為建設穩定、高效、清廉的治理制度奠定了基礎。

不過，應當明白，無論是「三層資本體系」還是「三權分工合作體系」，儘管它們已經構成了中國最為根本的制度體系，但仍然有很大的改革和改進空間。在經濟體制領域，諸多問題仍有待回答：三層資本之間的邊界在哪裡？如果根據需要不斷調整邊界？國家如何保持「中性」，而在各個方面平等對待不同類型的資本？如何確立法治使得這三層資本在市場面前「人人平等」？對國有資本來說，更多的問題需要回答，包括其性質、功能和運行方式等。

在政治體制領域，也需要回答諸多重大問題：「三權」之間的邊界在哪裏？如何開放決策權，使其同時具有更高的民主性和科學性？如何提高執行權（行政）的效率？如何保證執行權的一定程度的「自主性」，免受各種政治的干擾？監察權的權限如何確定？如何保證監察的有效性以確保廉潔政府？如何防止監察權的濫用而保障執行權能夠有所作為？這些都是日後政治改革的內容。

中國制度演進的經驗

經驗地說，在任何社會，經濟形式決定了社會形式，而社會形式又決定了政治形式。三層資本形式塑造着今天中國的社會結構，它本身既是一個經濟秩序，也是一個社會秩序。同時，中國的政治過程又是開放的，不同層級的資本和社會形式都可以進入這一開放的政治過程，參與政治過程，有序地主導和影響着國家的進程。

儘管一些人對中國制度仍然充滿不信任和懷疑，西方的「中國解體論」依然盛行，但如果人們足夠現實，就不應該低估中國制度的生命力及其可能的外部影響力。中國制度演進的經驗至少具有三方面的意義。對中國來說，意義在於找到了自己的模式，這是一個經過了一個世紀的革命和戰爭（1840年-1949年）、70年的建設探索（1949年-2019年）而得來的模式。如果一些人認為這個模式行將消失，他們將會很失望。

其次，中國經驗對很多發展中國傢具有參照意義。中國領導層也公開表示，儘管中國絕對不會輸出自己的模式，但中國經驗可以為那些既要爭取自身的政治獨立，又要爭取經濟社會發展的國家提供另一個制度選擇。也正因為這樣，今天中國和西方（尤其是美國）之間的競爭，愈來愈表現為制度之間的競爭，而其他各方面的競爭，往往只是制度競爭的不同側面表達而已。

對發展中國家來說，中國的經驗表明，制度建設不能放棄自己的文明，但需要開放，對自己的文明進行創造性地轉化。凡是文明的才是可持續的。只有找到了適合自己文明、文化的制度形式，人們才可以建設一套行之有效和可持續的制度體系。虛心學習他國經驗很重要，但學習的目標不是把自己變成他國，而是要把自己變得更好、更像自己。這是普世真理，中國成功了，其他國家也會成功。

第三，對一個失序的西方來說，中國的制度探索也不無參考意義。究其本質來說，今天西方所面臨的危機來自於政治、經濟和社會權力三者之間的高度失衡。西方過去的成功來源於這三者之間的平衡。今天，西方經濟結構變化了，直接造就了社會結構的變化，而政治結構不能適應新的社會結構。對西方來說，如果要緩和和解除目前的危機，就需要重新實現三者之間的平衡。要如何實現這個新平衡呢？

已經在中國出現的、還在演變過程的這種三層資本體制和三權分工合作體制，如果既可以形成政治、資本和社會三者內部的制衡，又可以形成政治、資本和社會三者之間的外部制衡，從而實現雙重均衡及其在此基礎上的穩定發展，對整個人類經濟政治體制的改進也是一種貢獻。

或者說，中國經過70年的創造性探索所造就的一整套新體制，正是適應了今天這個時代的需要。

 

 

文章原刊於《聯合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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