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慶成：港媒「春秋筆法」症
稍微了解中國歷史的人都知道，古代史書有一種所謂「春秋筆法」的獨特的描述歷史方法。其最大特點是「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不合自己口味的隻字不提或者盡量隱諱。譬如《左傳僖公二十八年》中「天王狩於河陽」一段話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當時周室衰微，晉文公成為諸侯國一哥，在晉國的河陽召開諸侯會盟。天下諸侯紛紛前來參加，連天子周襄王也被迫參會。《春秋》作者孔子看不過眼，認為諸侯召見天子於禮不合，於是婉轉地寫成周天子在河陽打獵，以保存周天子的顏面。
「春秋筆法」還有另外一個特點，就是文中雖然不直接闡述對人和事的看法，卻通過細節描寫、特定稱謂等委婉地表達一定的立場。如《春秋》中對「鄭伯克段於鄢」一事的記載，稱呼鄭國國君為「伯」，而不稱為「莊公」。作者對事件的好惡褒貶也透過這些字眼體現出來，借此暗批鄭莊公滅弟弟段的做法陰險。
本港回歸21年來，走過一段高低起伏的道路，傳媒業亦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既有傳統媒體易主，亦有新媒體如雨後春筍誕生。但依筆者來看，當中令人最感慨的莫過於是媒體的「春秋筆法」症越來越明顯。
多年來，建制派和泛民媒體出於政治考慮，都會儘量少報甚至不報道不利己方陣營的負面新聞。比方說，建制派媒體在每年回歸翌日即7月2日一直甚少提及七一遊行情況；泛民媒體則反其道，往往不會報道有數萬人參加維園的慶回歸嘉年華會。結果就是仿如一個平行時空，各有各報道。
這種避而少／不報的情況在近年明顯日趨嚴重。以近日新聞為例，有建制派報章披露本土派年輕人私生活混亂，一向喜歡做情色暴力新聞的泛民媒體竟然不跟進報道。而在另一邊廂，《大公》和《文匯》等對一眾建制派政治人物的醜聞也是一字不提。黃絲和藍絲媒體越來越熱衷「春秋筆法」的「為親者諱」手法，無疑是剥削了讀者的知情權。
誠然，不同傳媒各自代表不同階層的利益，各有立場。但在以前，本港媒體起碼還能堅守一條底線，就是報道歸報道，評論歸評論，不會因為辦報者的立場而違背媒體最重要功能——忠實報道事實。若說上述「為親者諱」的做法是走灰色地帶，尚不算大罪，近年媒體傾向通過版面安排、報道字眼等，在報道中「微言大義」地滲透己方觀點，則是將媒體公器原則破壞殆盡。
以發起佔中運動的戴陳朱三人為例，「子」在古代是對一個人的尊稱，泛民媒體於是在報道中稱其為「佔中三子」，暗藏褒議。反之，建制派媒體則叫三人為帶有濃厚負面色彩的「佔中三醜」，通過簡單的詞語透露出嚴厲的批判。
令人擔憂地是，近年新媒體崛起，一些網媒為了刺激瀏覽量，甚至變相加厲，直接在標題或者內文中政治化，用主觀、偏激的詞語赤裸裸把新聞「評論化」，令媒體成為論政工具。
以近來炒作得火熱的外國記者協會邀請陳浩天出席午餐會演講事件為例，筆者隨手就可以舉出不少例子。譬如，《蘋果日報》在8月8日一篇報道的標題為「老屈FCC平租會址 梁振英仍死咬暗示港府應拒租」，「老屈」一詞已經預設了立場。
又如建制派網媒「hkg pao」在8月12日撰寫的一篇報道，標題為：「再秒殺FCC邀獨友講獨歪論 梁振英反擊：佢嘅主張絕非情緒表達」。不用看內容，單看「秒殺」和「歪論」亦可以知道十之八九在講什麼。這也就是「春秋筆法」提倡的「微言大義」。
由此可見，早前記者協會點名炮轟建制網媒「著力於政治宣傳而非報道事實，長遠而言會加深社會撕裂」確實不無道理。但諷刺地是，記協偏偏沒有提及一眾黃絲報章和網媒何嘗不也是如此！
春秋時期，各國都想爭霸稱雄，在這種政治氛圍下想要自由表達意見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所以史家迫不得已只好使用「春秋筆法」。「春秋筆法」也成為古代特殊時代的畸形產物。但在當今香港，黃絲和藍絲媒體都有足夠的新聞自由空間發揮，若也採用「春秋筆法」報道新聞，令本應中立的傳媒變相成為論政工具之一，實在是說不過去。
正如梁啟超所說，「說話是為改變世事而說，否則說它何益？」如今泛民和建制派媒體似乎都殺得性起，為了政治目的大肆把新聞政治化，已到了樂此不疲的地步。而這亦如中國問題大家費正清在數十年所慨嘆：「近代中國的政治新聞報道大體上都是辯論性質的，抨擊或鼓吹某些想法，並不著重以事實告知大眾。」
不得不說，這是香港傳媒業的一大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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