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詠紅：深圳的成功能否複製？

世界最長的跨海大橋、全長55公里的港珠澳大橋，本周正式通車了。這座耗資1200億元（人民幣，下同，240億新元）的浩大工程，將加速粵港澳三地一體化，也讓幾乎被遺忘的中國最早經濟特區之一的珠海，再次帶回各方的視線裡。

1980年8月26日，告別文革還不太久的中國領導層，做了一個重大決定：全國人大批准在廣東省深圳、珠海、汕頭和福建省廈門設置經濟特區。深圳與珠海兩個經濟特區同日正式成立，廈門經濟特區的建設地點和範圍，同年10月7日被國務院同意批准，汕頭則在隔年10月16日才成立。

雖說深圳、珠海、廈門和汕頭都是改革開放後第一批特區，深圳和珠海甚至可說是同一天「生日」，但大家起點與「身世」根本不一樣。首先，深圳特區成立時的面積是327.5平方公里，珠海卻只有6.8平方公里，廈門和汕頭更小，分別只有2.5平方公里和1.67平方公里。雖然珠海特區在1988年擴大到121平方公里，廈門特區在1984年擴大到131平方公里，但還不到深圳特區面積的一半。

四個城市政治地位也不同，深圳在1981年即成為副省級城市，廈門要到1994年，珠海、汕頭只是地級市。

更關鍵的是，深圳擁有與香港僅一水之隔的巨大壓力兼優勢，讓這座城市蘊蓄了上下合力衝破舊制與條框、與外界接軌的強烈誘因與衝動，並有機會接受大量港資。事實上，早在1980年前，在1978年12月正式結束文革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高層的改革者已經想着在深圳（當時為寶安縣）打造對外開放的「試驗」區。

1978年10月，61歲的袁庚被派到香港主持招商局工作，考察過香港後，袁庚那年底到1979年1月先後向交通部和向國務院呈報了在廣東寶安縣興建全國第一個出口加工區的請示。1979年7月20日，蛇口工業區正式啟動。

差不多同個時候，剛復出政壇的習仲勛於1978年4月被派赴廣東、先後任職中共廣東省委第二書記和第一書記。史料顯示，廣東當時正值「偷渡外逃」的高潮，習仲勛到任後第一次到地縣市考察，就到了偷渡情況最嚴重的寶安縣。當地從1950年代以來，外逃人員達4萬零598人，佔全縣總勞動力大約30％，有三個村子全部逃光，土地丟荒了，人心也不穩，成為地方政府棘手的難題。

為了縮小與香港差距，發展生產力，習仲勛在1979年4月到北京開會時要求給廣東放權，於是有了鄧小平那句後來廣為流傳的話：中央沒有錢，可以給些政策，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

上述種種現實壓力與當年為政者敢於涉險、不畏個人安危的勇氣，為1980年深圳等特區的成立打開了局面。而深圳特區發展一枝獨秀，許多歷史學家與老深圳市民也沒忘記第一任市長梁湘頂着罵名，帶領深圳創造奇蹟的歷史貢獻。

時間快進到2017年，深圳的國內生產總值達到2.2萬億元，不僅直追當年寶安縣民的偷渡目的地香港，更是將廈門的4351億元遠拋在後。相比之下，GDP只有約2500億元的珠海與汕頭，更是黯然神傷。

此前走過1998年到2004年的艱苦探索期與困惑期的深圳，如今成了中國風投資金與高新技術產業的集中地，並且是人口最年輕的一線城市，前景依然熠熠生輝。

是什麼因素構成了深圳的成功？人們可以分析出許多理由：臨近香港的特殊地理條件，敢於作為的地方官、中央的支持、準確的定位、創新的DNA、移民文化等等。也有人認為，深圳的成功秘訣只有一條，即毗鄰香港和吸收了香港的開放與市場經濟，政府避免過多地直接干預產業和企業發展，與市場保持距離，但創造有規則的環境。

深圳的地理優勢不可複製，但是其成功要素卻可以被其他城市借鑒學習。在改革開放40周年的此時，中國在國際國內都面對新形勢新挑戰，高層多次強調將通過堅持改革開放，來克服當前的困難。但是何謂改革開放？回顧過去40年的經驗，核心要義是市場化、法治，減少政府干預，在明確方向後，再多的信心喊話都不如幾個實招，也唯有如此，才能將改革目標落到實處。

 

文章原刊於《聯合早報》，本網獲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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