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成科：泛民既然不信法庭 何以還要賦予「域外法權」？

《逃犯條例》修訂進入立法階段，但爭議不息。公民黨黨魁楊岳橋日前表示，擬向立法會提交《域外法權私人草案》，賦予本地法院審判港人在海外謀殺和誤殺案件的權力，解決台灣殺人案問題。這種賦予本港法院「域外法權」的建議，早前大律師公會也有提出。

表面上，此舉不用修改《逃犯條例》，可以平息現時爭議，又可以處理港人在外地犯法的案件，似乎是一舉兩得。然而，賦予香港法院「域外法權」涉及香港司法制度的改變，不但將衍生更大問題，更是捨近圖遠。而且，泛民在引渡安排上一直認為法院無能力把關，既然不信任法院，但又提出增加法院的權力，不是自相矛盾嗎？

「域外法權」又稱為「長臂管轄權」（Long-arm jurisdiction），顧名思義就是將本地的法院管轄權延伸至域外。不少國家及地區都設有「域外法權」，而最常行使有關權力的就是美國。中國也有「域外法權」，但以往鮮有行使，一個原因是「域外法權」某程度是一種管轄權延伸的表現，必定影響到其他國家的司法主權。按照國際法，各國應通過《海牙取證公約》或雙邊渠道向其他國家提出司法協助請求，但美國卻傾向直接行使「域外法權」，甚至多次以美國的國內法要求其他國家進行引渡，例如早前的「孟晚舟事件」正是美國濫用「域外法權」的明顯例子。

回到香港，香港一直沒有「域外法權」，而是沿用「屬地」原則處理刑事案。現在楊岳橋等人提出修訂《侵害人身罪條例》，賦予香港法院「域外法權」，並非不可以討論，但涉及到香港司法制度的根本性改變，尤其是大幅改變香港刑事法制度，又是否可以一時三刻有結論？現時當局提出修訂《逃犯條例》，一是為了填補現時香港與內地、台灣缺乏引渡協議的漏洞；二是處理台北凶殺案中，將疑犯引渡回台北受審的問題。要處理這些問題，應該聚焦於《逃犯條例》的修訂，而不是貿然走去改變香港的刑事法制度、改變一直以來的「屬地」原則。

而且，香港的刑事法一貫不設追溯期，就算修訂《侵害人身罪條例》，賦予香港法院「域外法權」，也無助處理這宗台北凶殺案，無助為受害人討回公道。泛民提出的建議似乎是文不對題，也有轉移焦點之嫌。

泛民反對修訂的一個主要理據，是擔心犯人人權得不到保障，引渡時會出現內地「予取予攜」的情況。然而，根據當局最新提出的修訂，至少設立了八項保障，包括：一、引渡只適用於嚴重罪行，不包括政治罪行。二、引渡的罪行必須符合「雙重犯罪」原則，即是在香港及引渡的地區都屬於嚴重罪行才會引渡。三、因為種族、宗教、國籍或政見的檢控，也不能處理。四、如果犯人在引渡審訊上存在不公，或因為種族、宗教、國籍或政見等原因而被限制辯護，也可拒絕引渡。五、疑犯不能引渡至第三方地區或國家。六、死刑不會引渡。七、修訂已剔除9項主要涉及商業的罪行類別。八、犯人可聘用律師，亦有權在香港法庭就案件提出看法，由法庭作出最後判決是否進行引渡。

當中最重要的，是將引渡的把關權力交予法庭，除非不信任法庭，否則並沒有質疑有關程序之理。但泛民卻認為法庭未必能夠有力把關，未必可以頂住政治壓力云云。既然泛民對法庭的中立性、專業性有質疑，這樣再賦予法庭更大的權力去行使「域外法權」，去處理港人在其他地區包括在內地的犯法案件，不是同樣會出現信任問題嗎？

泛民對於法庭把關能力的雙重標準，說明他們並非實事求是的討論問題，對修訂有意見，認為當局可以作出更多的讓步或保障，大可以理性提出來，但卻沒有必要轉移焦點，橫生枝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