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飛龍：香港變臉：抗命假天使，黑暴真魔鬼
——寫在新著《抗命歧途：香港修例與兩制激變》出版之際
《抗命歧途》是我關於「一國兩制」與香港基本法研究的第三本專著（前兩本為2014年的《香港政改觀察》和2018年的《後佔中治港》，均在香港出版），在這個反修例後遺症與新冠疫情交疊下的特殊時刻在香港面世。我只有一個心愿：為香港「一國兩制」經歷的這一場極端運動挑戰做一種可稱為「理論深描」的工作，為香港、國家乃至於世界理解這一場運動提供客觀視角與冷靜分析。在這個一旦涉及任何「中國」因素就會本能反應、立場站隊以及輿論與學術混戰的時代，耐心坐下來思考論道是一種奢望，但卻可能是解脫執迷、去惡存善的唯一法門。拒絕傾聽、拒絕對話、拒絕善惡分際、拒絕反躬自省，是任何激進運動的精神特質，而引入理性、對話、善惡辨析以及給出說理通道與空間，是重回和平與法治的真途。本書因此不僅僅是一種社會運動的學術診斷，也是一種社會再啟蒙與理性重建的導引與倡議。隨着運動迷霧與激進迷思的消散退場，真正的社會理性與法治權威必然歸位，但過程艱難複雜，需要話語和實踐的中介加以疏導。本書期望成為香港社會「迴向」理性與法治的觀念溝通之橋。
本書聚焦的是發生在2019年的香港反修例運動。這場運動就其關於修例的直接爭議而言，早已在2019年9月政府撤回之後結束，但這場運動提出的更根本的政治議程仍在持續。這一政治議程也並非「五大訴求」的表面目標，那些目標的牽扯組合既有為運動場「續命」的技術性考量，也有為香港長期「奪權」路線圖的政治掩護謀略。在運動提出的「五大訴求」刺激與掩護之下，香港反對派以「場外黑暴，場內選舉」方式進行的多步驟選舉奪權與完全自治才是香港民主運動真正的共識與目標。以破壞法治和「一國兩制」憲制底線的方式追求完全自治，超出了「一國兩制」的初衷與規範極限，香港民主運動以「非法治」方式凌駕香港法律與國家利益之上。這讓人們自然聯想到1933年德國憲制激變的故事。1949年德國基本法吸取魏瑪憲制顛覆的教訓，引入了「防衛型民主」（defensive democracy）的理論與制度安排，使德國新憲法長出「牙齒」，能夠識別和排除顛覆性的憲法之敵。中國憲法和香港基本法也應當具有制度防衛能力和制度牙齒，對顛覆性力量加以識別和排除，以維護香港法治的整體存在以及香港民主的理性運轉。這需要中央管治權和高度自治權形成更充分的管治合意與制度能力，並適度教育和動員香港社會展開自我保護與重建的進程。風起於青萍之末，又在歷史幽深處還原出相對完整的因緣際會。本書不拘泥於單一學科視角與單一主體立場，而從容於對這場運動的周全觀察與過程分析。本書的主要立意即在於從國際、國內及香港本地的多重視角展現這一場運動的來龍去脈，給出香港社會合理反思與行動的可行框架及路徑。香港唯有自省與自救，才能充分證明自身的自治能力，也才能與國家權力一起構築成維護自身安全、法治、自由與發展利益的堅固制度基礎。
香港在2019—2020之際的觀念與秩序巨變出乎所有人的預料。香港反修例運動起源於一起普通的跨境涉台刑事案件，特首從公務員職業主義的角度啟動了法律修例工作。在這個修例設計中，中國內地被設定為與世界上其他司法管轄權相平行的逃犯移交合作對象。在「一國兩制」之下，香港享有高度自治權，其刑事司法可與外部建立相對獨立的協議或非協議合作關係，基本法亦允許特區政府行使這一自治性權力。然而，台灣當局前後不一的政治介入和利用，美國以人權與民主為名的公開干預，以及香港社會多個團體與階層關於「內地司法」妖魔化的想像與本能反抗，以及中央與特區政府堅持法治主義的「硬核」立場，在2019年的香港激蕩出了前所未有的「社運風暴」，並不是「完美風暴」，而是持續性、破壞性的「黑暴運動」。這場風暴決定性破壞了「一國兩制」的底線共識與「愛國者治港」的政治穩定性預期，引發了追求完全自治甚至港獨的青年本土主義的全面登場，一定程度上宣告了回歸以來「一國兩制」內在平衡與遊戲規則的式微，刺激了「一國」對制度安全與香港管治的深刻焦慮及其相應的制度性補救行動。
隨着「黑暴運動」在香港民主派內部掃蕩「和平抗爭路線」的殘雲，以及在與特區政府及愛國建制派的政治對抗中使用極端暴力甚至恐怖主義手段，香港基本法秩序遭到踐踏，香港民主遊戲規則遭到篡改，香港建立在理性與法治基礎上的現代社會形象與國際聲譽遭到嚴重削弱。「沉默的大多數」選擇容忍甚至同情暴力，與黑暴力量宣示的鬥爭目標之間存在着或強或弱的共鳴，這是香港社會教育和文化生態的特定結果，也因此理性的民意拐點一直未能真正到來。這些「大多數」對暴力恐懼，對暴力可能帶來的福利甚至自治空間的無限增長抱持機會主義和搭便車的心態，讓自身的理性、良知及對香港法治的共同責任化為烏有。黑暴派的殘酷與普通市民的自私軟弱，為香港秩序的激變埋下禍根，需要背負共同但有區分的責任。
黑暴的青年身影，與普通市民在暗角裡的同情支持，固然有外部勢力干預操縱的刺激放大效應，但一切外因通過內因起作用，香港秩序激變的內因必須聚焦。香港民主文化與運動方式的激進化主要是最近十年來的變異。1997—2012年之間，香港的民主運動以「民主回歸論」為共識，主要運動方法是合法的遊行示威和議會內部的制衡抗爭，建制派與泛民主派尚能夠和平共處，雖在不同陣營，但彼此仍能在基本法秩序內合法合理鬥爭、博弈甚至合作。那還是精英理性主導及君子之交相與的時代。2012年以來的香港民主運動出現了明顯的「違法性突變」，這是香港民主基因的嚴重變異。為這種違法性開脫的是一種被稱為「公民抗命」（civil disobedience）的政治理論，以及在香港本地演繹成的「違法達義」的運動倫理。這一抗命範式設定了一個「天使般」的政治目標，即普選。普選作為民主價值以及基本法目標，本是中央與香港社會需要共同完成的體制內任務，而作為地方性普選，具體制度安排必然需要納入國家安全考量，因為獨立國家的普選之上無主權，而香港普選之上有國家。恰恰是對國家前提的忽視和排斥，造成了23條立法失敗，國民教育難以推行，造成了香港普選博弈的結構性僵局。佔中運動演繹了港式公民抗命，儘管大致遵循了和平方式，但違法行為被運動過程正當化了。香港的法學教授在從事政治學與政治實踐的冒險事業，引入公民抗命但又無法建立這一政治傳統所依賴的政治美德與邊界條件，反而為後續的民粹暴力開啟正當性大門。公民抗命在香港的思想與社會基礎本就薄弱，以訛傳訛，急功近利，蠱惑生變，使得一線抗爭者成為純粹的「運動棋子」，只記得「違法達義」的空洞口號，將違法行為作為正義行為，顛倒是非黑白，為暴力犯罪蒙上玫瑰般英雄主義色彩。他們沒有被恰當地教育到：其一，香港本身是治理優良的社會，並不存在公民抗命通常所指向的體制暴政，香港的法治權威性與民主進步是國際公認的；其二，香港公民抗命的引入沒有嚴格堅持非暴力原則，沒有嚴格澄清抗命只是針對不公的具體法律，而不是憲制秩序本身，導致和平界限被突破，憲制底線被挑戰；其三，香港公民抗命的教唆者沒有能力真正領導和約束相應的運動，如同打開了無序抗命的潘多拉之盒，陷香港於理性和法治的碎裂旋渦之中。
抗命的「假天使」在佔中運動時尚顧及非暴力的外來教條，仍有着模範外國理論、照着食譜做布丁的生澀笨拙，但佔中之後帶來的政改失敗挫折感及面對國家依法治港與融合發展帶來的「國家主義恐懼」，導致香港青年本土派迅速拋棄公民抗命的原有教條，打破非暴力原則，追求勇武路線和時代革命。2016年初梁天琦的「旺角暴亂」開啟暴力社運先河，2019年的反修例運動則將黑暴邏輯演繹到無以復加的程度。公民抗命的歷史、教條與美德邊界消失了，青年本土派只剩下了「違法達義」，而且根本不區分普通法律和憲法，實際上已經違反了公民抗命的道德前提與基礎，而墮入了「本土恐怖主義」的深淵。可悲的是，香港反對派當中的法律人、政治家以及社會文化精英，多為精緻功利的短視之徒，破壞有餘，建設不足，巧言令色，媚俗自肥。有公民黨超級大狀聲稱暴力也是解決方案的，有所謂香江超級才子冷嘲熱諷中國體制與戰略取向的，有較為著名的政治學者呼籲和祝禱香港抗爭暴力的「黃金時代」的，有圓桌領袖公然指導反對派走上完全自治奪權路的，還有緊密聯繫和投奔英美政治勢力尋求「制裁」香港與中國的，更有「黃色經濟圈」的反市場、反平等、反法治、反全球化的怪異政治經濟學擁躉。這些圍繞在香港黑暴運動周圍的所謂精英與自以為的有識之士，他們的根本利益並不在香港大眾，而在於自身政治私利以及與外國的政治經濟合謀，他們是「身在香港」的國際「外邦人」，無論是具體利益還是價值認同。
2019反修例運動暴露了抗命「假天使」的歧途景象，也呈現了黑暴真魔鬼的兇殘與破壞性。香港承平日久，在「借來的時光」中繁榮穩定，在現代化的諸多指標上名列世界前茅，在「亞洲四小龍」的階段性輝煌中沉澱本土認同與優越感。但香港人未必真正理解這一切的歷史來源和制度根基，未必理解「一國兩制」與內地大市場對香港的根本重要性，更難以理解中美新冷戰與中式全球化的風險與機遇。長期形成的以平台為能力、以西方為絕對靠山、以國家為嚴格防禦對象、以本土為單一認同根基的香港身份政治與社會運動，在2019年終於走上了背離「一國兩制」底線與前提的下行之路。這是書名中「兩制激變」的因由所在。這些變化，在善良的民眾中可能引起驚駭及不知所措，但在精英階層則需要反躬自身，需要自問：你們到底需要一個什麼樣的香港？在中國與西方之間到底需要怎樣的國家認同與國家聯繫？缺乏國家支持的香港真的能夠自立自保嗎？缺乏「一國兩制」與內地大市場，香港的國際地位真的還會存在嗎？「一國兩制」是香港回歸與治理最佳方案，基本法是最好法律，但這一切都是有前提的，即「一國」的主權、安全與發展利益得到維護，香港人珍惜並自覺守護這一憲制秩序。如果被黑暴運動的「違法達義」帶入一種極限對抗國家的顛覆性政治狀態，以一種「攬炒主義」的反現代與反全球化精神自為，則所謂的「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無異於自己親自證偽自治能力以及將香港從21世紀全球化版圖中自行抹去。這不是杞人憂天，也不是危言聳聽，而是香港反修例運動帶來的真實性威脅。在疫情蔓延，中美加速脫鉤，以及新冷戰風險不斷上升的21世紀第三個十年裡，香港比任何其他時刻都更需要珍惜「一國兩制」，都更需要國家的信任與支持，也更需要在國家面臨挑戰和壓力時展現「愛國」的認同與能力，就像香港在歷史上曾經多次展現的與內地革命和建設過程的良性互動一樣。唯有如此，「一國兩制」的具體實踐才能緊扣其國家理性根基而續展其正當性：國家對香港的高度自治授權與香港對國家的持續貢獻的理性結合。而變臉與異化的香港亦可由此歷史機緣再獲新生。
本書在香港秩序變動、民意思定而不知所從以及「一國兩制」依賴的國際政治條件急速變遷的歷史時刻出版，集中了筆者對香港與國家的真誠思考與熱愛。全書除導論和結語之外，分為八章，對這場運動的內外背景因素、演變過程、勇武路線邏輯、緊急法與反蒙面法爭議、美國非法干預和涉港立法、警權合法性、區選逆轉、社會重建與融合發展以及中央治港方略調整與香港城市政治性格等緊密關聯的議題進行了富有實證性、政策性、理論性與思想性的深入分析。香港是一本複雜的書，香港反修例運動是這本書最難讀懂的一章。筆者以內地青年憲法學者與基本法學者的學識和責任感從事「一國兩制」及基本法研究已有六年，有幸得到香港大學資助訪學一年作為起點，歷經對佔中運動、後佔中治理及反修例運動的全程觀察和分析，以法學和政治學相結合的方法呈現同類研究中並不多見的整合性理論視野和解釋優勢。有興趣的研究同行與市民讀者可以從本書中獲得較為豐富而客觀的事實描述與理論信息，為理解和應對香港變局、進行政策設計甚至投資規劃提供有益的參考。作為延伸閱讀的建議，讀者也可在本書基礎上繼續「回溯性」閱讀我的另外兩本專著《後佔中治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18）和《香港政改觀察》（香港商務印書館，2015）。這三本書構成了一個獨立學者觀察分析香港問題較為完整系統的敘事線索，銘刻了我的理性觀察與思考的基本軌跡。
需要致謝的有方方面面。首先是向在學術理論上對我深有影響的三位學者致敬，他們是北京大學法學院的陳端洪教授、饒戈平教授以及香港大學法律學院的陳弘毅教授，本書序言幸賴饒戈平教授在疫情期間慷慨應允作序，其中的學術肯定與期待是我繼續思考寫作的重要動力，而陳端洪教授無論是為人還是為學，對我的學術與人格成長都是影響最深的，陳弘毅教授對我接觸和研究香港問題提供了莫大的幫助和鼓勵，我的前兩本書也有幸得其作序。其次是感謝學界的諸多青年朋友，因情誼和細節頗多，這裡不一一具名，但顯然70末與80後的青年學者對中國學術、國家與社會有着日益不同於前輩們的判斷和理解，也有着具有代際更替性質的思想抱負與理論創見，在共識碎裂、學風怪戾與不公正的意識形態旋渦中，青年朋輩的相互理解與支持是學術道路的時代友聲。再次，我要特別感謝家人的寬宥和無私的理解與支持，君子「修身」易，但「齊家」、「治國」、「平天下」則充滿道德實踐的負擔與張力，如果沒有家庭的理解，任何公共領域的持續投入和知識服務都是不可能的，但這不應當成為迴避家庭責任的借口，因為如果愛的原則不能貫穿通達，就不是真正有力量的愛。我還要感謝港澳工作系統對我有關研究與表達的重視、諮詢與相互討論，專家身份的意見是決策要素之一，但專家也需要接地氣，尊重實踐部門並虛心學習，共同進步。最後還要感謝東方證券研究部的孫金霞女士，她邀請和安排我給北京、上海的主要金融機構講課，分析香港反修例的因果關係與制度、投資影響，倒逼我對投資金融界關心的問題、提問與思考的方式加以重視、研究和回應，相應的心得體會與意外收穫儘可能寫入了本書之中。
撇開具體的事件與理論分析，我忽然想起了明朝大儒王陽明先生的「四句教」中的善惡辯證法，這是其窮究一生的「心學」精髓：無善無噁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人性本無善惡，善惡在於一念之間，在於教化與知行合一。公民抗命或有一絲善念，但其政治上不審慎的誤用、濫用及被利用也是一念之間，所謂「意之動」。理性與法治的重建需要「良知」，需要明辨善惡，不為表面名號與抽象理念所蠱惑，要堅持事實立場和法律良知，要敢於自我反思和理性行動。只有「知善知惡」才有「良知」，而「良知」是迴向理性與法治的精神動力。有了「良知」，還需知行合一，踐行「為善去惡」，而達於「格物」之境界。從抗命的佔中到黑暴的反修例，是法治為抗命所撼，民主為民粹所蔽。今日之香港與國家，面臨「一國兩制」初心變異，應當有「心學」善惡辯證之道，知行合一之力，去偽存真，除弊揚善，迴向理性與法治，端正「一國」與「兩制」，遏阻「兩制激變」之下行逆流，為民族復興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想事業再做獨特貢獻。
誠有此意，以書會友，以書怡情，以書說理，以書明道，並在這一條知識與責任之路上繼續覓尋友道，砥礪思想，致力於我們的時代與我們的世界之「為善去惡」！
2020年4月22日於北航寓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