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慶成：「佛系」港青的無奈
香港人的勤勞能幹一向為人稱道。最近閱讀已故哈佛大學經濟學和歷史教授戴維·蘭德斯（David Landes）的名著《國富國窮》，發現這名學者也對港人讚佩不已，並在書中分享了一件相關趣事。
故事發生在30多年前，蘭德斯第一次到香港的某個晚上。他從酒店外出，路過一家開在樓梯底下的狹小攝影器材店，隨便瞅了一眼，店主馬上詢問他需要什麼。
蘭德斯原本不想買什麼，經他一問，想起可能需要一個特殊的鏡頭。店主失望地說店裡沒有，但隨後熱心地表示如果他過一會兒回來就會有貨。蘭德斯說自己要參加晚宴，最早也得午夜以後才能回來。店主回說沒問題，會等他。
午夜後，蘭德斯回到酒店房間，又困又累，心想店主應該不會繼續等，何必再浪費時間白跑一趟？然而他一轉念覺得不能說話不算話，於是再去那個小店，竟然發現店還開着，老闆把鏡頭交給他。蘭德斯慨嘆：「倘若店主是美國人或歐洲人，誰會這麼做？」
確實，香港這塊沒有任何天然資源的彈丸之地，正是憑着千千萬萬個像上述店主般勤奮的港人，才造就了今天的繁榮。只不過，若蘭德斯還在世，若他再次來香港，恐怕會大失所望，最近幾年，香港人尤其是年輕人正漸漸失去上一代拼搏進取的精神。
上個星期，香港知名商人施永青在報章撰文，引述投行的朋友披露同業近年已甚少聘用香港年輕人，除了因為他們在試用期間缺乏突出表現，另一個原因是年輕人知道在投行工作很辛苦，而且競爭激烈，所以不願接受挑戰，以至近年來應聘的本地新一代都少了。
施永青的朋友還說，他入行時很樂意加班，因為加班說明公司在用他，他會盡量做好工作以證明公司並沒有用錯自己。但近年來，一過下午4時30分，他都不敢指派工作給香港人做，因為曾被下屬抱怨這麼遲才指派任務，下屬稱不敢保證工作一定能在當天完成。另有一些人即使沒有口出怨言，但也面露難色。
就我長期在香港生活的觀察，施永青描述的情況的確是一個令人擔憂的普遍現象，而且越來越明顯。前一陣子，我和一些開公司的朋友聊天，他們都不約而同地談起了新一代香港年輕人素質下降的問題。朋友甲批評，近年港青敢於爭取權益，但又缺乏責任心，很少年輕人能夠準時上班，遲到的也甚少覺得不好意思。
從事媒體業的朋友乙則慨嘆，港青的文字水平每況愈下，稿子不流暢不在話下，而且對薪酬待遇要求多多。至於能力較強的記者，往往做了兩三年，就拿着信封走到老闆面前說要辭職到海外工作度假（working holiday，即出國長期旅遊並打臨時工補貼旅遊費用），或者在家做自由撰稿人。大家都慨嘆這一代的香港年輕人給寵壞了。
香港青年的上進心大不如前，原因有很多，其中一個是當今的年輕一輩日漸重視「後物質主義」。近年不少調查都顯示，除了個人成就、財富地位，香港年輕人越來越重視自我表達、自由自主等。
由此，很多港青開始追求「慢活」的生活方式。在他們眼中，人生好像一幅拼圖，由工作、家庭、朋友及興趣等不同的組件拼湊而成。人生的意義不應只限於一份工作，他們更在意的是一種張弛有度的生活哲學。
如果說上述原因是全球性趨勢，香港年輕人「不思進取」的另一個原因就有點悲哀了。那就是很多人面對樓價高昂的大環境，覺得縱使努力也無用，變得迷茫、自我懷疑，結果是「無欲無求」，成為「佛系青年」。
其具體表現在於：部分青年要麼選擇一些沒有前景但輕鬆的工作，要麼每個月都去短途旅遊，成為「月光族」，沒有長遠的人生目標。當社會批評這些年輕人不思進取的同時，往往忽略了他們內心的無奈。
平心而論，香港的年輕人並非人人都是遊手好閒，大部分人只是有志難伸，於是唯有看淡一切，其遭遇委實令人同情。但在當前競爭激烈的全球化年代，以眼下香港年輕人的工作態度，恐怕很難讓香港繼續維持強大的競爭力。特區政府應該好好反思如何激發港青的鬥志，令香港再次向前發展。
文章原刊於《聯合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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