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彌昌：香港2019：反暴亂作戰的解讀
現時香港的抗爭運動的性質， 實際上是處於無政府運動、民粹抗爭（populist revolt） 和暴亂（insurgency） 三者之間。筆者早前在〈無領袖民粹主義： 一種新時代的吼聲〉（8月13日《明報》）一文中，已從無政府民粹主義的角度探討過這場運動的本質。然而在運動與反運動的博弈與指導上， 我們還是須回到反暴亂作戰（counterinsurgency）的理論和實踐裏，才可了解其原理及解讀局勢。
這場運動的一個最大謎團， 是為何中央差不多整整3個月也按兵不動（這裏不是指出動解放軍），任由局勢失控？它到底在等什麼？雖然一定程度也可以說它是無計可施， 但大家也看到中央一直也在確認誰在背後策劃，並對此深信不疑，所以才會有引蛇出洞等說法；找不到之下，最終只能把外國勢力當作幕後黑手了事。
這場運動沒有「甘地」
北京對有幕後黑手深信不疑， 其實也不無道理，誰叫毛澤東與中共就是20世紀暴亂的「大宗師」？毛澤東對暴亂的最大貢獻，就是將政治引進到一個原本是軍事性的領域：相對於單純的武裝起義和游擊戰，毛式暴亂（Maoist insurgency）的精妙之處在於它能夠有效地顛覆民眾，過程中共產黨肩負起重要的領導與策劃角色，因而明顯是個由上而下的模式。這種模式在1960年代幾乎是無堅不摧，連西方也趨之若鶩。然而正是毛式暴亂的權威性，及它與當代中國領導人對社會以至社會運動的認識相脗合，使之成為中央對這場反修例運動的判斷的最大盲點。
時移世易， 中共現在已由以前顛覆民眾的一方，反過來成為需要說服或逼使民眾回歸政府的一方。但很不幸的是，21世紀的抗爭和暴亂模式已出現了天翻地覆的改變。
對於傳統的反暴亂專家而言，21世紀的暴亂形式已面目全非，它反而更像一種社會運動：它不需要革命領袖和革命黨由上而下的領導，反而是從支持者（本地以至全球）自身支取能量，依靠人們的不滿來支撐運動及進行自我招募與壯大，因而在底層這過程大致上是足以自我維持和無領袖的──這當然與今天大部分抗爭與暴亂都出現去地域化、虛擬化和具有全球聯繫有着極大關係。所以它沒有一個組織結構圖供安全部門繪製和滲透，也沒有領導者下達到抗爭者的命令可供攔截。且不說激進分子初期大都受本地與國際交集的因素所驅動，當局一般都難以察覺和預防。
這場運動沒有「重心」
反暴亂專家特地將這種21世紀後毛澤東式暴亂（post-Maoist insurgency）與毛式暴亂區別起來，全因他們認識到兩者是無法以同一種方法打敗的。所以現在中央在香港「死馬當活馬醫」、後毛式暴亂當毛式暴亂打，不出事才怪。毛式與後毛式暴亂唯一相同的地方，可能只有暴亂分子旨在誘使安全部隊（在香港就是警隊）反應過度、失去自制力，暴打、報復和無差別使用武力，令安全部隊淪為人民公敵這一點。但中央及港府恰恰就在這一點犯上最嚴重錯誤，完全墮進了反應過度的陷阱裏，至此仍無法自拔。
此錯誤無疑是致命性的， 因為反應過度不僅導致人心背離，而且影像更會透過網絡和國際媒體散播到全球各地，令抗爭運動的支持者不斷增加，這當然也是戰略的一環。該戰略的直接結果是令當局爭取民眾的工作逐漸變得不可能──所謂的民眾已不再只有本地民眾，亦有國家與全球性的民眾，根本沒有任何工具可駕馭這程度的集體能量。
換言之，以往爭取民眾可以視為反暴亂作戰的一個目標或「重心」（centre of gravity），但現在本地、國家與全球民眾相繼出現，已令這個單一重心不再存在，或者說重心早已轉移到全球和虛擬層面上面，令雙方都再沒有一個可以制勝、保護或管理的重心。這明顯對暴亂分子有利，尤其是當局只停留在物理和本地層面的「止暴制亂」。
這種全球性暴亂分子，事實上就是21世紀社會的真實寫照，他們能夠智取及在宣傳上勝過政府，特別是當雙方試圖爭取同一群民眾的時候，便高下立見。可見，一個全球新世代已經崛起。
這場運動沒有end state
從反暴亂作戰的角度來看， 當局等待民心逆轉基本上是不可能發生的事。對於後毛式暴亂分子， 他們的成功就是繼續存在和生存， 並以富戲劇性和高度可見的行為挑戰當局，繼而將他們的抗爭全球化，以爭取其他國家和組織的關注與認同。對他們來說，將一個全球性的運動建立起來，作為箇中一分子，不時主導世界的新聞頭條，驅使全球各地政府與人民傾聽和認同他們的初心──此生足矣，夫復何求！他們原本就不是為了找出一個解決辦法，因此抗爭運動並不需要一個end state。
以上種種理論與觀察，自然不可能是筆者一家之言，大部分都是參考John Mackinlay的《暴亂列島》（The Insurgent Archipelago），意指上述不同層面的民眾使暴亂變得「列島化」，當局更難以應付）。他早在2009年已得出有關觀察與結論，更突顯他的真知灼見。
以19世紀觀念治港治亂
事實上，目前香港的抗爭運動已到了一個本地民眾與抗爭者高度連結，當局任何抗衡策略都已不再有效的地步。歸根究柢是由於北京妄圖以19世紀前現代的組織，來解讀21世紀後現代的組織和社會， 以致白白浪費了3個月（應該還在進行），令局勢變得無法挽救。亦正正是這種19世紀的觀念，導致回歸22年只剩下高壓和利益集團治港，治出個香港動亂來，令國際金融中心也黯然失色。
儘管毛式暴亂已是明日黃花，但是90年前毛澤東在這方面的思想，對於如何爭取民心、如何求同存異，依然管用。既然這場仗你們已無能為力，那倒不如先向革命先烈學習一下吧。
文章原刊於《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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