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良平：香港前途和北京選擇
近日筆者到香港現場觀察示威遊行，同街頭抗議者交談，以體會他們的心態、了解他們的訴求。總的感覺是香港社會在照常運作。在外面從新聞報道中得到的印象，是整個香港都鬧翻天了，其實不然。
這是個典型的中產階層社會，對大多數人來說，掙錢養家糊口才是最重要的。無論是特區還是中央政府都沒有必要過度反應，把事情搞得更糟，因為香港的問題是深層次的，只有長期努力才能緩解。
自建埠以來，香港和中國大陸就是「兩股道上跑的車，走的不是一條路。」上世紀20年代省港大罷工時，香港人民的氣脈還同大陸相通，1949年之後就基本是兩個天地了，理解上的鴻溝很深。但兩地的宿命是殊路同歸，終歸要合二為一。
這中間要解決的一個難題就是身份認同的問題，在這方面香港面臨的挑戰是，如何克服自己越來越站不住腳的優越感和接受一國的現實，同時保留自己的制度和生活方式。北京面臨的挑戰是如何容納這個自由主義色彩很濃的國際大都會。
香港在八九十年代，是大陸風靡一時的「南風窗」之風源，領中國改革開放的風氣之先。那時侯香港就是時尚——大陸明星都扭扭捏捏操着港腔來吸引觀眾，是香港的巔峰時期，也造就了港人的優越感。
但月有陰晴圓缺，時代變了，去年毗鄰的深圳的經濟總量已經超過香港。但這種優越感還在，並且成了是現今港人挫折感和戾氣的一個重要根源。換言之，中國大陸崛起後，港人的心態還沒有調節過來，就像美國的心態沒有調節過來一樣。
心態調節的最大的障礙是價值觀的衝突。大陸同香港、台灣、美國、西方國家甚至日本、韓國和許多比較發達的第三世界國家之間都有這個問題。我同抗議青年交談得出的一個鮮明的印象是，他們對中國大陸不但毫無認同感，而且充滿了抗拒；對香港的殖民地歷史毫無恥辱感，反而充滿了驕傲。
晚上在立法局前面的抗議人群中，有人赫然打着米字旗和星條旗；在維多利亞港灣隔阻帶的花崗岩上，有這麼個塗鴉：「美軍來了我帶路！」這種賣國賊的言行以及港獨主張，很容易激怒14億中國人，使中央政府不得不採取強硬措施，甚至中斷「一國兩制」。
大陸有許多人簡單地認為，香港出事的原因一是沒有及時清算「殖民心態」、進行愛國教育；二是西方國家又在搞顏色革命。這是誤診。雖然這些激進的年輕人並不見得能代表全體港人，但他們行為中流露出來的「怕」字和對前途的悲觀卻相當普遍，這才是問題的根源。
先談談這個「怕」字。這次抗議運動在香港被稱為「反送中」，就是這個「怕」字的集中體現，而「怕」字背後蘊含的是激烈的價值觀的衝突。由於價值觀不同，許多港人對中國大陸的崛起感覺的不是自豪而是失落。
在他們看來，對比「暴發戶」的大陸人，香港人的文化水平、價值觀念、社會制度和個人修養都高許多。大陸的逼近是對香港的生活方式的威脅，他們害怕大陸的影響會逐漸剝奪香港人享有的權利，而且越來越把特區政府看作北京的代理。
我追問抗議者這次為什麼鬧得這麼凶？他們主要提出兩點，一是警察暴力；二是特區政府面對這麼廣大的訴求，竟然無動於衷，這讓他們感到不可理解和氣憤。同警察發生肢體衝突的主要是青年學生，他們顯然吃了虧，仇警也很自然。但這種仇恨隨着時間會慢慢緩解，尤其是當他們認識到，對比美國警察，港警是相當溫和的。值得長期憂慮的是對港府的不信任。
香港人缺乏有效表達民意渠道
香港完全是個衝突的陣勢：港府不是民選的，它又沒有中共在大陸執政長期形成的收集和應對民情民意的多種渠道和手段。在這種情況下，普選對港人來說更具現實意義，因而呼聲很高。相比之下，在大陸卻是普遍缺乏民主化的壓力，長期以來這很讓西方感到困惑不解，他們想當然地將其歸因為大陸政府鎮壓異己的強大的國家機器，但又面對中共政權的高支持率的謎。他們無法理解大陸政府通過非選舉方式來彙集民意和作出有效反應的多種渠道。
香港百姓缺乏有效的表達渠道，公共政策又為精英集團把持；反對派則是典型的西方模式，追求的是殖民當局都拒絕給與的民主選舉，選擇了一條與大陸對抗、挾洋自重的道路。
在這樣的情況下，普通百姓唯一能指靠來維護自己切身利益的，就是香港的法治傳統。一旦法治受到威脅（比如這次修例），他們的反應就會非常強烈；這是生死攸關的大事。這一點大陸沒能很好理解，他們往往簡單地將這次事件歸結為，外國和本港「別有用心者」的「顏色革命」陰謀。
再談談悲觀絕望。在中環愛丁堡廣場的中學生集會的布景台上，黑底白字口號是「沒有未來，何必上課？」儘管那天宣稱的是罷課日，但參加者大都身着校服，有許多似乎是下午3時放學後，從各區匯聚而來。年紀這麼小就面臨對未來的質疑，這可悲但更可怕。
《南華早報》對這次抗議有一個專題報道，他們採訪了許多參與這次運動的大學在校生或畢業生，他們大多數都仍與父母同住，對他們來說，買房的中產夢可望不可及；他們在香港沒有前途，在大陸又沒有競爭力。
我的觀察是，參與者與沖在最前線的都是年輕人，有的甚至是小孩，而組織指揮者，包括在路上打旗指路的主要是成年人。對於青年學生，「逃犯條例」是八杆子都打不着的事，所以這次運動在實質上是中產階級造反；無可失的年輕人沖在最前面，背後卻是一大批艱難掙扎的中產家庭。他們的困境和訴求不是香港獨有，是發達國家中產階級的共同命運，這是個世界級的問題，中國遲早也會面對的。
香港面臨的道路問題是：在自由主義理念下建立起來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還有沒有未來？在港獨不現實的情況下，怎麼才能與大陸主流兼容？北京面臨的選擇是：回歸50年屆滿後，是不是要同化香港？在港人激烈反抗下，一國兩制是否要永遠保留下去？兩股道上跑的車要並軌的話，國家民族認同問題怎麼解決？
毫無疑問，有不少西方勢力在香港挑事，搞顏色革命。這是他們遏制中國所需，但不是問題的要害。沒有當地的因素，任何外來的「顏色革命」的企圖都是不可能成功的。「顏色革命」的力量來源於價值理念。香港社會撕裂的危險，是政府和精英集團逐步投向大陸體制，而整個社會仍信奉自由主義。
怎樣處理好同國際主流價值觀的關係，是中國崛起道路上一個懸而未決的大問題。這次同香港的矛盾突出在前沿了，但後面還有整個西方和第三世界中的許多國家，更重要的是台灣，也包括中國年輕一代的價值觀問題。想對他們都進行「思想改造」？這不過是唐吉訶德式的幻想罷了。
鄧小平講「一國兩制，50年不變」，但他的下一句是「50年後就更沒有必要變了」。很顯然，他的意思是50年後大陸的經濟水平趕上來了，也更加民主自由，人權得到更好的保障，法制水平更大的提高，總之同香港差別不大了，因而就沒有必要變了。現在時間快過一半了，中國的經濟水平大幅度提高，但其他方面則被認為進步不大，甚至還倒退。
這也許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但最根本的試金石是，港人是否願意接受大陸的價值觀和社會制度？這次大規模的抗議示威就是回答。這不是一個克服「殖民心態」問題，而是牽涉到港人切身利益和香港有什麼樣前途的問題。
香港所處的地位決定了港府需要一個有創新能力的強勢特首。他既不當北京的傀儡也不做資本主義的奴隸，而是真正為香港人民謀幸福，在夾縫中闖出一條即適合本港現實，又能與大陸政體兼容、與全球化接軌的道路來。而北京也必須賦予他足夠的自主權，容許他以創新來破解香港的難題。
（作者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所高級研究員）
文章原刊於《聯合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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