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達：「香港陷阱」深不可測
近幾年來，中國學術界和輿論界興起各式「陷阱」的說法，諸如「修昔底德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塔西佗陷阱」等等。
但這些所謂陷阱多是外國概念，估計普通中國人很難搞懂究竟。從今年春夏之交開始，爆出了一個中國「國產」陷阱，拖延至今還難以平復，無法跨越，反倒是危機愈發激烈深重，我們不妨稱之為「香港陷阱」。
如果從世界地圖上看，香港與中國大陸相比，幾乎小到可以忽略不計。於是有人不禁奇怪，為何這麼個彈丸之地卻大半年搞不定？因為香港的政經能量與縱深遠遠超出其地理面積。
香港在歷史和當代相當於歐洲的瑞士，是一個世界各國，五湖四海都可以接納認可的「中間地帶」，即中西方交往的橋樑，敵我對峙的緩衝區，更是中國發展探索的開路先鋒。一如瑞士歷經兩次世界大戰都倖免戰火，完好無損，在目前中美兩大國頻發各種爭端的新形勢下，香港本應是個左右逢源，「悶聲發大財」的超然逍遙之地。
有人會說香港有什麼了不起，中國內地城市比它牛氣的現在也不少。從硬件發展來講，上述說法可能不假，但在軟件——即素質、法治、規則、金融服務業，國際化兼容程度和人才資源等方面來看，香港還是遙遙領先，難以替代。
而且既然香港是一個地位獨特的現代國際都市和自由港，也就意味着其是四面八方利益和力量的空前彙集地。於是香港作為福地，可謂八面玲瓏，恭喜發財；但萬一搞壞了就變成超級陷阱，深不可測，牽一髮而動全局；即一着不慎，可以導致滿盤皆輸。
要有效地解決香港的亂局，最關鍵是要明確香港問題的性質，即香港於中國發展到底是個正面還是反面角色？40年前，中國開始建設一個後來舉世聞名的「深圳經濟特區」。建特區為什麼選擇在深圳？為什麼不是丹東、呼和浩特、烏魯木齊，或昆明等涉外口岸城市呢？道理很簡單：深圳發展可以藉助香港。即港澳地區，代表了先進生產力、先進文化元素和先進社會的發達富裕。香港各界其實是中國改革開放出發的時代先知和強力推手。
40年後，俯瞰深圳河兩岸，明顯是廣東一方的發展更追隨港澳的榜樣，而非相反。香港唯一的重大變化就是在1997年回歸了中國主權，而在「一國兩制」的戰略設想和框架下，香港理應保持既定發展路徑不變，東方之珠風采依然。如果忽然把香港當成中國發展的攪局者或敵對勢力，那就是重大誤判。
當前的香港亂局，歸根結底屬於治理管制方法與程序問題。英國人當年曾對中國政府表示，你們可以收回香港，但不見得能治理好香港。這無疑是文明衝突級別的一大挑戰。對此鄧小平回以「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正確方針，促成了香港的基本順利回歸。中國前總理朱鎔基也曾在香港鄭重公開表示：「如果香港在我們手裡搞不好，那我們就是千古罪人！」
現在有人指責香港人是「白眼狼」，罔顧了大陸提供的很多優惠好處云云。希望這種明顯淺薄、片面和誤導的一面之詞，並不代表今日中國的思維和判斷水準。還有人動輒為香港的情況扣上「港獨」的罪名，而鄧小平當年其實已經睿智地設定了一個判斷港獨與否的明確標準，即只要中國軍隊還是駐紮在香港土地上的唯一合法武裝力量，所謂「港獨」就只是文字遊戲或街頭口號而已，不足為慮。
於是今日香港何去何從？很簡單，切實回歸「一國兩制」的原則與實踐，開放對話接納年輕一代，順應而非逆反民心民意，東方明珠絕不能成為危險陷阱。因為這個陷阱不僅會斷送香港和香港人民的前途，也會斷送中國40年改革開放的寶貴成果，更會斷送中華民族復興發展的光明未來。
（作者是在美國的國際文化戰略研究和諮詢專家）
文章原刊於《聯合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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