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俊飛：重新界定香港的中美緩衝區角色
作者為天大研究院研究員伍俊飛
2019年6月，以反修例風波為導火線，香港爆發回歸以來最為嚴重的社會危機，暴力騷亂持續數月。動亂分子的目標明顯不只是撤回修例，更是一場追求「完全自治」甚至「港獨」的顏色革命。11月27日，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公然為香港暴徒張目。考慮到中美博弈複雜嚴峻的局面，中央並未出動解放軍直接介入香港事態，而是着眼於大戰略，耐心打一場持久戰。這種審慎節制的態度實際上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傳統治港方略在新時代的體現。香港社會的急劇變遷、中央與香港地方關係的發展、中美衝突的持續導致香港在未來中美關係中的角色發生重大改變。
經濟緩衝區
國際關係理論的現實主義學派認為，即使出現了經濟相互依存和全球化，民族國家在競爭過程中還是隨時可以相互脫鉤，就像一堆桌球一樣相互碰撞和衝突。為了控制國際衝突，大國之間需要建立緩衝區，隔離異質價值觀或制度，形成大國間的均勢，維持國際體系的穩定，為各方提供更大的安全保障。針對當前的中美衝突，緩衝區可以為雙方提供一個減震裝置，減少衝突風險，降低衝突強度，維持比較密切的經濟和社會交往，防止兩國政治、經濟和社會全面「脫鉤」，避免中美發生直接大規模戰爭。
傳統的緩衝區要求具備合適的地理、文化和政治要素，在對外交往中具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權，在國際體系中處於相對中立地位。緩衝區可以分為積極和消極緩衝區，前者更多地被一國主宰，屬於其直接控制的區域；後者屬於一國間接控制的區域，獨立性更強，屬於衝突雙方勢力範圍交叉的地區。衝突中的一方既可以在緩衝區向對立方發出警告或者緩和的信號，也可以通過緩衝區對境內的受眾傳遞敏感的信息。
傳統意義上的緩衝區着重於安全層面，經濟緩衝區則與此不同，最大的差別在於它是能融合衝突雙方文化和政治要素的功能區，並在傳統緩衝區概念的內涵裏加進經濟相互依存的內容。經濟緩衝區兼容並蓄，能夠接受衝突雙方的政治經濟制度影響，包容雙方的價值觀和法律體系，是典型的多元融合社會。衝突雙方則可以靈活利用經濟緩衝區，被動或主動地防禦對方的威脅。無論在安全戰略上，還是在經貿與法律上，經濟緩衝區的包容性對衝突雙方的利益都有正面的促進作用。
香港既有的緩衝區角色
事實上，香港長期在中國和西方之間扮演緩衝區的角色，是中西政治、經濟、社會制度和價值觀衝突的舞台。中共在大陸建政之後，中英關係曾一度趨於緊張，而中美關係逐漸走向敵對。解放軍本來可以輕易地用武力驅逐英國殖民者，但中國領導人從大戰略角度考慮，決定不立即收回香港，而是允許在國門之前存在一個「小西方」。這種安排為中國帶來巨大的地緣政治、經濟和外交利益。英國為維護自己在香港的利益，採取了與美國不同的對華政策，不允許香港獨立，並同意中國在香港派駐相關機構。基於這種默契，中英兩國共同確立了香港作為中西政治和外交緩衝區的特殊地位。
1971年英國委派出身工黨的麥理浩出任港督，他直接面對住房、教育、醫療等領域存在的深層次問題，借鑒英國的福利制度，對香港的政治和經濟制度進行大幅改革，改善了香港的民生，推動了香港社會穩定發展。香港經濟增長一日千里，成為全球經濟發展的明星，彙集了大量資本和專業人才，這為大陸上世紀八十年代初開始的改革開放提供了一個強大而方便的經濟外援，使香港成為名副其實的中西經濟緩衝區。
1984年中英兩國簽署《中英聯合聲明》，最終解決香港主權問題。1997年中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之後，彭定康遺留的隱患，加上特區政府的一系列施政失誤，形成和加劇了香港與大陸之間的緊張局勢。2003年7月1日，香港數十萬人上街遊行，反對《基本法》第23條立法，迫使時任特首董建華在該年9月宣布撤回動議。2014年香港爆發佔中運動，大批篤信西方價值觀的香港年輕人走上街頭，要求全國人大常委會撤回8.31政改決議。香港作為中西緩衝區的地位遭受嚴重挑戰。
香港緩衝區的利弊
對大陸來說，香港緩衝區的存在有利有弊。在過去40年中，香港為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做出巨大貢獻，為大陸提供了轉口貿易渠道、吸引了巨額直接投資、輸送了發展經濟必需的境外資本。2017/18年度的數據顯示，在大陸全年所獲1,250億美元外來直接投資中，990億通過香港流入，佔總外來投資的80%；中國公司近六成、共354例首次新股上市（IPO）選擇在香港。大陸能夠擺脫貧困落後的狀況，迅速成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其中確實有香港的巨大功勞。
香港主要採用普通法體系，具有獨立關稅區地位，如果大陸不設立自己的普通法特區、不對涉港區域經濟布局做大幅調整，那麼在中美競合的國際格局下，香港在經濟金融領域的重要性也將長期難以取代。雖然香港在中國的GDP佔比越來越小，但是大陸會繼續看重香港的獨特作用。
香港對中國長治久安的挑戰在於，作為一個接受西方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的國際大都會，它可能成為顛覆大陸政權的基地。香港是一個由西方價值觀主導的多元社會，活躍的公民社會、富於批判性的傳媒、反對派隨意表達意見的立法會等，都與中國主體文明存在直接衝突。在此次動亂中，激進的民粹主義者高喊「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驅逐共匪」等口號，污損中國國旗，打砸燒大陸背景的商鋪，無端攻擊大陸人等等，這表明香港的社會運動已經把矛頭對準大陸公民和社會主義制度。
中美衝突中的香港
當前中美之間的相對實力相差不大，但美國仍處於攻勢，中方處於守勢，一個相對中立的緩衝區對雙方都有好處。對美方來說，香港基本上屬於單方、進攻性的緩衝區，而對中方來說，它基本屬於包容、防禦性的緩衝區。香港恰好滿足了中美兩國尋求緩衝的實際需要。
自特朗普上台以來，美國走上與中國脫鉤的道路。特朗普一再指責其前任的對華接觸政策特別是經濟相互依存推動了中國崛起，希望在任期內打斷中國高速發展的勢頭。特朗普試圖中斷中美科技交流，懲罰華為等挑戰美國技術壟斷地位的中資企業，並在中國與其它發達國家之間製造科技交流障礙。
對於特朗普發動的貿易戰，中方的回應相當理智。中國進一步深化改革開放，擴大了境內自貿區的範圍，歡迎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企業繼續與中資企業合作。然而，中國政府意識到這些舉措依然不足以扭轉中美脫鉤的趨勢，因此大力鼓勵和支持香港進一步發揮國際物流樞紐和國際金融中心的作用，深化與西方國家傳統上的經濟、金融和技術聯繫。
香港緩衝區由於其戰略和法律上的靈活性，對中國而言，具有防止與美國全面脫鉤、爆發冷戰的吸引力。由於普通法體系的固有優勢，香港在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方面可以壓倒周邊的日本、韓國、台灣、除新加坡以外的東盟國家。中資企業可以主動進攻的方式利用香港，通過自由開放的政策吸引西方尤其是美國的資本，從而鞏固與西方經濟金融界的聯繫。根據《美國-香港政策法》，美國政府視香港為一個在政治、法治、經濟、貿易政策方面與中國大陸有差別的地區，並在對外政策上將香港與中國大陸區別對待。在中美不至於完全脫鉤的情況下，香港仍然可自美國購買對華禁運的敏感技術，而渴望獲得核心技術的大陸毫無疑問可以成為明顯的受益者。
對華盛頓來說，維持香港緩衝區的意圖絕不僅僅是為了防止中美衝突升級，還在於為對華干預提供便利性，使美國能繼續通過香港這一平台達到干涉中國內政的目的，特別是影響中國內部特殊利益集團、不同政治派別以及反共勢力。美國持續不斷地為香港反華反共勢力提供支持，並以國內法、人道主義等借口掩護其在香港的特洛伊木馬。這其實就是智利阿連德模式的翻版。
長遠來看，香港緩衝區有助於推遲甚至防止中美之間可能爆發的戰爭。經濟上的相互依存有助於緩和那些圖謀軍事干預中國的計劃，避免美國因為政客的衝動而犯下致命的決策錯誤。香港的利益相關者可以提供一定程度的制衡，他們可以利用具有足夠法律靈活性的工具，防止中美衝突擴大到無法控制的範圍。包括英國在內的歐洲國家在香港擁有巨大利益，它們確實也可以成為美國對華外交的制動器之一。
構建可控積極緩衝區
鑒於當前中美貿易戰和香港動亂局勢，除了一些涉及經濟、民生與政改等老生常談的意見之外，我們有必要重新定義香港在中美之間的緩衝區角色，在新的框架下調整治港方略，把香港建設成一個中國可控的積極緩衝區，這對防止中美全面脫鉤具有重大意義。
1，陸港融合是正確的方向，但不可急於求成，可以從中美緩衝區的角度考慮先整合、再融合的路徑。由於歷史的原因，大陸與香港長期處於區隔狀態，雙方生活在異質文化當中。1997年香港回歸之後，政府從來沒有推動去殖民化進程，導致陸港差異不僅沒有縮小，反而擴大到港人曲解「高度自治」、否定國家認同的地步。港人對大陸的居民、價值觀、政治體制的排斥日趨嚴重，人心回歸成了一個遙不可及的目標，即便香港與內地經濟一體化以及互聯互通也沒有改變這一態勢。2014年的佔中運動把陸港矛盾尖銳化了，2019年動亂則意味着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想公開把香港變成分裂國家、顛覆大陸政權的基地。面對這種實際情況，硬銷陸港融合難以得到香港市民的信任，也不利於粵港澳大灣區的健康發展。如果中央基於維護中美緩衝區的視角，採取漸進主義的方式，有耐心地緩步拉近陸港關係，在尊重香港獨特性的前提下，使兩地保持一定距離，相向而行，各自整頓改革，那麼兩地反而更容易達到協同發展的目標。
2，通過人大釋法，用實用足《基本法》，尤其要掌握關鍵司局長的任免權，牢牢把握對香港的治權。香港實行普通法和大陸法混合的法律體系，全國人大常委會依法掌握對《基本法》作出最終解釋的權力，這是香港法律制度的重要特徵，據此香港法院對任何涉及《基本法》的訴訟案件都沒有絕對終審權。通過釋法把《基本法》用實用足，這是人大常委會的職責，不應出現有法不依、有權不用的情況。如果《基本法》在香港得不到正確實施，損害香港根本利益，危及「一國兩制」的原則底線，人大常委會必須責無旁貸地行使權力。
人大釋法不僅可以釐清諸多爭議，還能夠解決特區政府的領導權問題。回歸以來香港出現越來越嚴重的亂象，證明特區政府領導團隊缺乏政治智慧、能力和魄力。政府官員習慣於不作為，凡事都指望中央，各自為政，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如果要徹底改變這種「懶政」狀況，那麼通過人大釋法，中央掌握關鍵司局負責人的任免權，應該是比較合適的切入點。
《基本法》未對香港權力結構的細節作出具體規定，存在許多自由詮釋空間，因此中央可藉此通過人大釋法創造出嶄新的政治機制。中央對行政長官、行政機關主要官員和行政會議成員都擁有實質任命權。中央可以在與行政長官協商後，直接任免行政機關主要官員和行政會議成員，從而真正掌控管治權，避免香港滑向「完全自治」的危險邊緣。
3，通過自我革新激活建制派。根據唯物辯證法，矛盾是普遍、絕對和無法掩蓋的；社會變化主要是由內部矛盾的發展而產生的，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如果香港要走上健康發展的道路，前提是香港內部生態發生深刻的變革。當前香港的主要矛盾是愛國愛港力量與本土分裂主義之間的矛盾，而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愛國愛港的建制派。愛國愛港力量要戰勝本土分裂主義，必須依靠正確的政治路線和嚴格的組織路線。在當前建制派萎靡不振的情形下，只有允許建制派內部發生自我革新，清算各種「兩面人」和隱性「港獨」分子，支持中央的隊伍才能鳳凰涅槃，重獲新生。因此，我們不能掩蓋香港社會的內部矛盾，不能打壓胸懷抱負的愛國愛港人士，不能抑制「新香港人」的政治追求，要允許甚至鼓勵建制派內部展開良性、公開的競爭，掃除親殖戀殖勢力，促進建制派的新陳代謝。愛國愛港力量要拋掉幻想，準備戰鬥，走基層，接地氣，以樸實的作風來推動解決香港深層次問題。
4，走群眾路線，築牢和擴大執政基本盤。回歸以來，港澳系統長期沿襲「許家屯路線」，統戰的重點是香港政界、商界、學界以及專業團體中的既得利益者，其中許多人應邀參與國事和香港治理。在特定歷史條件下，此路線克服了當時治港思想和路線偏左、基礎面較窄等問題，但回歸後這一政策調整走向矯枉過正的地步。我們錯誤地相信香港勞動者，包括年輕的中產階層，會理所當然地支持中央，甚至完全忽視香港中產階層、勞工和底層的切身利益，放任港府在房屋、民生、福利等涉及勞動者利益的領域長期不作為。統戰工作出現按鬧分配、私相授受的利益交換現象。這種小圈子治港局面一直持續演進到2019年動亂。在本來屬於中共階級基礎的香港社會基層、中產階層當中，年青人出現強烈的仇共反中情緒，嚴重動搖了香港社會和諧穩定的基礎。
這迫切需要中共在香港不忘初心，重走群眾路線，團結屬於「自己人」的勞動者，夯實和擴大基本盤，平衡社會各階層利益，改變建制派-反對派力量之間的所謂4比6鐵律。香港採納西方模式的選舉制，本地統戰策略應不同於內地，但是目前有關部門把大陸與香港的統戰工作一視同仁、等量齊觀，這是導致中共在香港的基本盤不能擴大的重要原因之一。成功統戰的前提是有一個穩步增長的基本盤，否則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5，扭轉香港壟斷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局面，鼓勵澳門、珠海橫琴、廣州南沙、上海、深圳等地與香港自由競爭。地方壟斷的危害在於缺乏外部競爭壓力、內部發展動力和有效制衡機制，容易導致壟斷者無限擴張權力，侵犯利益相關者權益，並在政治上造成擁金自重、尾大不掉的局面。中國政商學界素來存在一個迷思，那就是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絕對不可取代，這也是香港本土分裂主義勢力敢於要挾中央政府的主要原因之一。實際上，只要有成熟透明的法律制度、快捷的信息傳播環境、優秀的專業人士群體、自由的營商環境、良好的基礎設施、安全寬容的生活環境等，中國其它地區也能建成國際金融中心。現代國際金融中心大多位於保護和鼓勵創新的普通法系經濟體。除了允許澳門、上海、深圳等城市金融行業與香港競爭之外，中央還可以考慮在珠海橫琴、廣州南沙設立境內關外普通法自由區，確立完善有效的司法體制、審慎而穩健的監管制度；實現資金貨幣自由流通、稅制簡單且透明；打造全球性金融中心，服務於維持中美經濟相互依存、加快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的國家戰略。
文章只屬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
文章轉載自《天大報告》2019年11月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