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賢聚嶺南》被邊緣化的香港體育「大眾化」政策

 
作者為嶺南大學社會學及社會政策系哲學碩士研究生李博
本世紀初，港府為推動本地體育產業發展、提升全民運動素質及進一步穩固高水平運動項目，民政事務總署體育政策檢討小組發表了《生命在於運動》檢討報告書，並提出了體育發展的「三化」政策：「精英化」、「大眾化」、「盛世化」。此「三化」政策隨之成為香港體育發展的綱領。近二十年過去，所謂的「三化」政策是否產生了預期的聯動效果？是否催生了香港大眾體育新的發展動力，從而使得相關產業有了新的發展條件與環境？
首先從頂層的政策設計來看，在最新的《行政長官2019年施政報告》中，並未提到體育及相關產業的發展。這意味著在當前香港的政治經濟形勢下，體育及相關產業似乎又成了社會的附屬品。最近可以追溯的、具有宏觀性和指導性的政策文件是2018年的《施政報告》。其中，雖然「三化」政策都有被涉及，包括繼續推進「精英體育的發展」、提倡「全民運動」、落實「啟德體育園」和「體育及康樂設施五年計劃」、以及「體育盛事配對資助計劃」；但是，除了對於「精英化」體育現狀有基本的描述，其他兩個方面的體育發展現狀並未提及，而且從2018年《施政報告》來看，港府踐行體育「大眾化」政策的基本邏輯依然是靠「財政支持」，例如耗資近320億的「啟德體育園」。
其次從基層的體育環境來看，由於缺少普查數據，香港的體育人口數量一直難以估算。但是根據傳媒《香港01》在2018年發表的一份統計報告來看，除游泳池外，其他的運動設施包括體育館、運動場、籃球場、足球場以及網球場的供應均低於《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所做的規定。諷刺的是，相對於平均7.64萬人共用一個體育館，粉嶺的172公頃的高球場「僅僅」服務著2,610名高球會員。可見大眾體育所需的康樂設施用地在香港也面臨著和房屋用地一樣供不應求的困境。
再有從港府對於不同體育政策的實施來看，大眾體育依然被邊緣化。客觀來講，「精英化」體育政策對於政府而言依然是發展體育「見效快」的良方。且不說耗巨資的「啟德體育園」遲遲未能落成，在香港土地制度和歷史背景下，凡是關於基建的問題本就需要與不同利益派系斡旋，所以投資精英體育成為了港府一直著力的焦點。無論是對於香港體育學院和精英運動員發展基金的財政支持，還是對個別項目，比如對足總每年2,500萬的投入，均是為了「用最經濟的時間成本」建設香港體育繁榮、強盛的景象。配合著「精英化」體育政策，「盛事化」在技術上並不是遙不可及，比如FIVB世界女排聯賽、香港電動方程式大賽、香港馬術大賽以及高爾夫公開賽等等，這些區域和世界性大賽的成功舉辦，確實配合著「精英化」體育政策，給人一種香港體育產業欣欣向榮的印象。
但是，缺少了大眾體育的支持，體育的「精英化」和「盛事化」能否具有延續性要打一個大大的問號。最主要的原因不是因為香港缺少培養精英運動員的配套設施和舉辦世界級大賽的經驗，而是香港沒有條件也不可能借鑒獨特的內地培養精英運動員的「體教分離」和舉辦體育盛會的「舉國體制」。所以，要想實現「三化」的真正協同發展，學校體育是目前為數不多的成本低、效果好且有延續性的發展措施。港府目前在「大眾化」體育政策的重點依然是社區體育，然而發展社區體育需要考慮的因素有很多，涉及到的利益團體也很廣，而且制定有效的社區體育政策還要考慮社區人口的特徵。這些相對於學校體育政策制定和實施都要繁瑣和低效。所以筆者認為，鑒於體育「大眾化」政策著力點的偏差，學校體育應該更加制度化，只有營造出高質量的學校體育，體育「大眾化」政策的實施才會少些障礙，而大眾體育也可以催生出新的發展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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