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沛健：氣候變化如何塑造歷史
食物，水和空氣對於人類的生存至關重要，對地球上的每個生命有機體也是如此。但是，這些完全取決於氣候。氣候是影響生物圈的基本因素，它控制碳循環，降水，洋流和所有其他重要的生態系統服務。自1860年工業化以來，人類一直在破壞生物圈 (biosphere)，包括砍伐森林，石油開採，空氣污染，過度捕撈，城市化等。人類對自然資源的無窮的貪婪已經破壞了數以百萬計的物種的棲息地。據估計，目前物種的滅絕速度是自然速率的1,000倍，導致人類世大滅絕。但是，沒有多少人意識到我們正在挖掘自己的墳墓，下一個可能滅絕的物種將是智人，那就是人類自己。氣候變化是真實的，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和感受到它的影響。 2019年6月是人類歷史上最熱的6月。這種極端溫度將成為未來的常態。但是，仍然有像唐納德·特朗普 （川博）這樣的人否認氣候變化是由人引起的。在這裡，我們介紹了氣候變化的機制及氣候如何影響人類的文明。
根據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的最新報告，全球暖化極有可能是由人為引起的溫室氣體排放量的增加，而不是外部太陽輻射的增加。在20世紀，全球溫度上升0.75°C，海平面上升22cm。 IPCC還預測，如果格陵蘭島和南極洲的冰蓋融化加速，到2100年，全球溫度可能會在1.1°C到6.4°C之間進一步升高，海平面可能會升高28-79cm。
氣候變化是革命的催化劑，改朝換代在許多情況下是由氣候變化驅動的。古人懂得根據天氣占卜預測王國的未來，他們已經了解到環境變化是民族興衰的關鍵。中華上下五千年經歷了很多朝代的變遷，也許我們可以從史書和天文記錄研究過去氣候對經濟和社會的影響。
我們可以追溯到商代（大約3600年前）的大量書面歷史記錄，中國的研究人員能夠重建人口，農業和戰爭等社會經濟數據，以及溫度，洪水，乾旱等古氣候數據。他們發現，中國的溫度變化與整個歷史上中華王國的發展和穩定高度相關。技術和經濟的快速改善通常發生在溫暖的時期，而混亂和飢餓往往與寒冷的氣候有關。例如，明朝的秋天（1644年）發生在小冰河期 (Little ice age)，這是人類歷史上最寒冷的時期之一（比現在的水平低1°C至1.5°C）。氣候的惡化（包括霜凍和乾旱相關災害的增加）導致了明朝的財政能力差，農民起義廣泛。此外，北方的游牧游牧民族入侵以獲取食物和資源，進一步加速了瓦解，建立了中國最後一個封建王國，即清朝。
歷史學家發現當溫度降低，北方的草原就會枯萎，遊牧民族和外族迫於生計就會南下侵擾所以會出現朝代更替。所以中國最近經歷的兩個寒冷期，即是元朝和清朝也是由北方的民族征服立國的。
儘管按照歷史規律，溫暖的時期通常對文明更好，但是，地球現在已經足夠熱，進一步的變暖將會威脅人類社會。研究人員認為，糧食起著重要作用，因為氣候主要決定著農業收成，這將影響人均糧食供應，而糧食供應不足造成的飢荒將威脅社會穩定。這一發現可以幫助我們了解人與生態系統之間的相互作用，並制定維護社會穩定的政策。
自2016年《巴黎協定》(Paris agreement)以來，大部分國家普遍達成共識，即應通過可持續發展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以減輕氣候變化的負面影響。此外，由於氣候變化已經發生並且無法避免，因此適應新氣候也是必要的。隨著發展中國家努力提高其生活水平，他們溫室氣體的排放將會得到已發展國家的水平。以城市發展為例，在北京和洛杉磯等城市，儘管已經建造了更昂貴但更環保的軌道交通，仍然有很多人依賴汽車。其實問題的根源在於城市人口不斷增加。如果我們能夠在一開始把未來將會增加的人口也融入在城市設計中，溫室氣體的排放就會更加容易控制。因此，從長遠來看，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和技術援助會有很大的幫助，因為低碳發展和適應新氣候都需要大量資金。
儘管如今像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正在排放大量的溫室氣體，但其實中國累積排放的氣體比西方國家為少。從18世紀後期的工業革命以來，發達國家在歷史上累計排放了大部分溫室氣體，而人均排放量仍然比發展中國家更大。例如，美國的人均排放量是中國的4倍。如果採用全球碳交易，它可以使資金流向發展中國家，並會刺激全球各國實行更多的減碳政策。
我們可以把碳排(carbon budget)放想像成一個水桶。工業國家從1860年開始在桶內加碳，我們現在只有9%的空間可以加碳排放。如果滿瀉就會造成大災難。
但是，實現全球減排還充滿挑戰。 2001年下半年，喬治布殊總統(George W. Bush)阻止美國簽署《京都議定書》(Kyoto Protocol)。現在，特朗普政府對環境保護持更加消極的態度。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經常受到批評的中國「獨裁」政府通過實施積極的法規和對可再生能源的大量投資發揮了更加積極的作用。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困難類似於一個著名的概念，即一個稱為「公地悲劇」(Tragedy of the commons)的概念，該概念是由美國生態學家和哲學家加勒特·哈丁（Garrett Hardin）於1968年提出的。公地悲劇是公共資源系統經常受到過度使用意圖的威脅。亞里士多德（Aristotle）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即最多的人對它的關心最少，每個人都更傾向於忽略他期望別人履行的職責。解決這一難題的方法包括對共同財產的管制，這意味著需要對可能使我們的氣候惡化的行為進行更好的全球管制。
儘管科學令我們了解和知道怎樣應對和減輕氣候變化，但科學本身無法實現解決方案。應對氣候變化的全球挑戰，需要人類變得更負責任。人類的文明大約是在5,000年前發展起來的，與其他生物（如擁有超過5億年曆史的海綿）相比，我們年輕得多。氣候變化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機會，可以重新評估全球自然資源的脆弱性和人類社會的不平等分配，以及我們的短期利益與長期目標之間的關係。我們對氣候變化的態度可能會深刻影響人類文明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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