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澤遠：武漢疫情能否催生良政？
不斷擴大的武漢肺炎疫情不僅暴露出中國疾病預防體制的弊端，也讓武漢市、湖北省等地的應急處置和管理能力受到公眾的全面檢視。應該說，武漢等許多地方政府距離公眾的要求良政還相差很遠。
這幾天，中國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因論文事件被質疑隱瞞疫情，湖北紅十字會、武漢紅十字會則被怒批亂髮各地捐贈的醫療物資，甚至幫助名聲不佳的莆田系醫療機構「自己捐贈自己」。中國疾控中心和武漢紅十字會成了眾矢之的。
對外界的指責，中國疾控中心回應稱，這篇由中國疾控中心、香港大學等十幾個單位的專業人員共同完成的論文，數據「來自於截至到2020年1月23日上報的425例確診病例（包括15名醫務人員）」，所有病例在論文撰寫前已向社會公布；論文提出「2019年12月份即在密切接觸者中發生了人際傳播」的觀點，也是基於425例病例流行病學調查資料做出的回顧性推論。
也就是說，這篇論文的數據其實是在大量確診病例出現後，才從這些病例中分析出疫情傳播的情況，而不是前期在疫情惡化前就已了解疫情傳播的真相。同時，論文在英國雜誌上發表，有助於中國境內外專業人士及時了解武漢肺炎的特徵，正確評估和研判疫情。
儘管如此，作為預防控制疫情的權威部門，中國疾控中心對這次武漢疫情傳播的嚴重性出現重大誤判，包括高福在內的幾名專家在武漢封城前都作出疫情「可防可控」的誤判。這些誤判不僅讓廣大民眾對疫情麻痹大意，也讓政府部門掉以輕心，沒有及時採取果斷措施阻止疫情蔓延。
這麼說並非苛責高福等中國疾病預防的專家。高福從2011年擔任中國疾控中心副主任，2017年擔任主任，還是愛丁堡皇家學會外籍院士、美國科學院外籍院士，在國際刊物上發表過論文500多篇，可以說是中國疫情防控領域的領軍人物，責任重大。這次他和其他一些疾控專家對武漢疫情的判斷失誤，客觀上使疫情發展到難以收拾的地步。
至於湖北省和武漢市紅十字會的不良表現，其實是中國許多行政部門或事業單位的通病。這些部門多半人浮於事，養尊處優，形式主義、官僚主義風氣濃厚。他們平時做做官樣文章還遊刃有餘，一遇到突發性重大事件必然手忙腳亂，錯漏百出。指望這些官本位之上的部門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就一個字：難！
但無論中國疾控中心還是湖北省紅十字會都不是採取具體防疫措施的決策部門，它們無法也不應該單獨背負武漢疫情擴散這口「大鍋」。作為一線決策者，武漢市和湖北省有關負責人顯然對這次疫情失控負有更大的責任。
湖北疾控中心、中國疾控中心雖然對疫情判斷有誤，畢竟在去年12月下旬已經發現新型冠狀病毒，香港大學有關專家今年1月初也作出了武漢病毒有可能是人傳人的判斷，香港政府也很快採取了預防措施。
但作為當事方，武漢市和湖北省官方毫無警覺，繼續召開市級和省級人大、政協會議，且極少提及疫情可能帶來的風險，更沒有嚴令疾控部門緊密跟進，坐失儘早控制疫情的良機，最終釀成大禍。
實事求是地說，經過2003年沙斯（SARS）疫情的教訓，地方政府未必存在故意隱瞞甚至放任疫情蔓延的動機，因為這終究會被發現和追責。武漢市和湖北省錯過控制疫情的最佳時機，可能更多是出於僥倖心理，不希望疫情影響地方「兩會」這樣的政治大事。這恰恰說明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的嚴重性，它帶來的災難也遠遠超出人們的預期。
武漢疫情蔓延至少暴露了以下幾個問題：決策體制過於集中，導致決策部門和專業機構都只有少數人說了算，如果少數人判斷失誤，缺乏必要的糾錯機能；對輿論管控太嚴，在網絡上發佈疫情消息的醫生受到打壓，甚至被公安機關「批評教育」；民間自治和社區組織薄弱，面臨突發災難，難以有效組織社會力量參與救援，官辦機構又公信力不足，效率不高等。
這次疫情對中國政治和社會是一場重大考驗。為阻斷疫情擴散，中國政治和社會再次展示了超強的動員能力。但疫情也是一面鏡子，照射出來的各種缺陷也必須修補和改正。否則，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只能停留在紙面上。
文章原刊於《聯合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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