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向偉：新冠肺炎的教訓與治理模式的弱點
2016年11月，在浙江烏鎮第三屆世界互聯網大會上，時任國家衛生計生委主任李斌對與會科技大佬表示，信息技術驅動着中國健康產業的發展。她透露說，中國已建成全球最大傳染病疫情和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網絡直報系統，從基層發現疫情到中國疾控中心接收報告僅需4小時，而不是原來的5天。
2019年3月，中國疾控中心主任高福接受採訪時表示，與沙士類似的病毒隨時可能出現，但由於中國已構建起完善的傳染病監控網絡及具有強大的防控能力，再也不會發生類似沙士那樣的大疫情了。
然而，與衛生高官的自信形成反差的是，這次中國又未能及時採行動遏制新型冠狀病毒的爆發，而且還是沙士病毒家族成員之一。目前，全國確診冠狀肺炎病例已超7.4萬例，死亡人數超過2000人，病例數及病亡人數均超過了沙士。2002年至2003年沙士疫情期間，全球確診病例是8000多，死亡不到800人。
過去三個星期裡，中國採取了前所未有的強有力措施，舉全國之力防控疫情，包括很多地方封城及限制人員流動等，這些措施已經產生顯著效果。然而，實施這些措施，無論經濟上還是海內外對共產黨執政權威和合法性的看法上，中國都付出了巨大代價。
中國最高領導層也承認，疫情「是對我國治理體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我們一定要總結經驗、吸取教訓」。
中國對自己自上而下的治理模式自豪不已，但疫情也把這一模式的缺陷暴露無遺，有很多教訓可汲取。比如，事後有必要對自下而上的治理方式進行認真徹底的研究和評估，承認其重要性和益處。這種模式有利於調動公民社會和強大的媒體力量，更有助於未來能依法應對危機。
對中國而言，提高決策透明度是需要汲取的重大教訓之一。有力證據表明，湖北省和武漢市地方官員及國家衛生健康部門的一些官員，上月初疫情爆發之時曾試圖隱瞞。根據上周末的報道，習近平主席等中央領導了解病毒爆發的時間，要比之前媒體公開報道的早兩個星期。這不禁令人生疑：為何需要這麼長時間才把疫情的嚴重性公之於眾。
2月15日，黨的理論刊物《求是》雜誌發表了習近平2月3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上的講話。這一講話表明，習近平主席早在1月7日就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防控工作提出了要求。但當日新聞報道並未提及習近平就新冠病毒防控工作做出的指示，直到兩星期後的1月20日，官方媒體才報道稱，習近平主席要求高度重視疫情，全力做好防控工作。
在習近平講話被公開之後，海外分析人士對如此迅速公開講話全文的原因進行推測和分析。政治局常委會經常開會，但最高領導人講話一般都是在幾個月乃至幾年之後才會被公開。
要公開習近平講話的內容，很可能都需要他親自審定批准。這次公開發表他的講話，也許旨在表明他始終在親自指揮、親自部署疫情防控工作，但這一講話無意間透露出關於疫情的時間節點，也許會給他帶來批評之聲。
外交部長王毅2月14日接受路透社採訪時，進行了一些解釋。在被問及為何中國一開始並未發出警告及未對疫情做出及時應對時，王毅表示這是一種新型病毒，自然需要一個認識和鑒定的過程。在做出最終決定前，必須經過認真和反覆測試和論證，這才是一種負責任的態度。
有分析人士對延遲公開疫情的原因進行了猜測，認為要麼是出於對經濟影響的擔憂，要麼是為了避免在最重要的春節期間引發恐慌。鑒於中國最高領導層的決策過程一直是秘而不宣的，延遲的真正原因也許永遠無從得知。
最新透露的疫情信息，似乎加劇了海外分析人士的猜測，他們甚至把疫情與1986年切爾諾貝爾核電站泄露事故相提並論。那時，蘇聯領導人被指隱瞞核泄漏事件。後來災難事故的曝光，嚴重削弱了人們對蘇共政權的信心，導致蘇聯加速衰落，最終於1991年解體。這樣的對比會吸引眼球，但未免有點兒牽強附會。對疫情反應上，雖然中國政府行動慢了半拍，但隨後採取了系列前所未有的嚴厲措施，遏制疫情蔓延。
過去幾個星期裡，政府向湖北派出了3萬多人的軍隊和地方醫療隊，並在短短10天左右的時間裡建成了兩座臨時醫院，可以提供2000多個病床。同時，武漢的一些賓館和體育館還被改造成臨時「方艙醫院」，用來接納和救治病人。
2月13日，中央撤換湖北省委書記和武漢市委書記的決定，一定程度上平息了公眾的憤怒之火。事實上，習近平可以在一日之內安排其心腹、原上海市長應勇接管湖北及另一心腹夏寶龍執掌國務院港澳辦這一事實表明，他的地位和權威不可動搖。世界衛生組織對中國快速響應及迅速與國際社會分享病毒基因序列的高度讚揚，也是中央威信和地位的加分項。
中國前所未有的強力防控措施的成效，令人鼓舞。2月20日，湖北以外地區新增確診病例從2月3日890例降至45例，連續16天下降。這意味着大陸30個省市（除湖北）中，新增確診病例都降至個位數或沒有新增病例。如果這一勢頭得以繼續的話，中國很有可能在4月之前把疫情控制住，而這也正是中國衛生專家和領導人所希望看到的最佳情況。
但即便如此，也沒有值得高興的。中國為防控疫情付出了巨大的經濟和政治代價，因此很有必要從這場悲劇中吸取教訓，以利未來。
同時，疫情初期反應混亂也暴露了中國自上而下治理模式的主要弱點。自2012年走上權力之巔以來，習近平一直着力強調和鞏固這一模式。
由於地方官員必須聽從中央的意見和安排，因此他們在主動作為上都有所忌憚。武漢市長周先旺也承認這一點。他表示，之所以未能在病毒爆發之初就發佈警告，是因為他需要上級部門的指示和授權。
此外，在黨和政府部門的管控之下，中國媒體也失聲了，在疫情之初毫無作為，失去了監督作用，未能讓官員保持警覺，也未能給公眾敲個警鐘。相比而言，媒體應該會懷念胡錦濤執政期間那段好日子。那時候，一些有魄力的媒體可以繞開地方審查，報道其他省份和地區的社會不公現象及官員的不法行為。不難想像，如果在那個時候，湖北和武漢官員最初的隱瞞行為，有可能會被其他省份媒體揭露和報道出來，進而迫使政府迅速採取有力的防控措施。但現在，媒體機構也需牢記，媒體必須姓黨，必須體現黨的意志，服從黨的領導。
普通民眾選擇社交媒體來表達不滿，揭發官員的不當行為，但這往往會受到有關部門的嚴格監管。這就是為何眼科醫生李文亮不幸去世的消息會演變成社交媒體的熱點事件。李文亮曾試圖提醒防控不明肺炎，但他因被指傳謠而被警方訓誡，不幸的是，他自己也被新冠病毒肺炎奪去了生命。直到今天，政府仍欠李文亮一個正式道歉。
中國政府因其前所未有的強力防控措施，贏得了世衛組織和其他國家的讚許。這些措施包括強制居民待在家裡不出門等等。但事實上，許多措施已超出了法律許可的範圍。網上瘋傳這樣的視頻片段，安保人員以制止違法聚集為名，衝入他人家中，砸爛麻將桌，或將未戴口罩之人遊街示眾。
如今，中國領導人喜歡引用的格言是，「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這次冠狀病毒肺炎的教訓也表明，自下而上的治理方式也同樣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