賢聚嶺南：疫情下「全球城市」的困境
作者：嶺南大學研究生院/亞太老年學研究中心，研究助理教授黃耿華博士
源自湖北武漢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簡稱疫情）已被世界衛生組織界定的「全球風險級別」調至非常高。截至3月2日，內地新型肺炎確診病例超過80000宗，逾2900人死亡，已多於2003年沙士在全球造成的總死亡人數。本次疫情目前持續時間不長，但卻因其強大的傳染力，在全球快速蔓延開來，勢必對相關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造成負面影響。
香港與武漢雖相隔近千里，但在交通便利，人口聯繫緊密的今日，香港顯然也不可能置身於疫情之外。面對來勢洶洶的疫情，特區政府採取了多項措施，包括封閉多個主要關口，對從內地入境人士實施強制檢疫14日等。從目前來看，這些政策的實施效果尚可，至少從內地入境的人士已經大幅減少，實現「半封關」的目標。然而，民間一些團體要求「全面封關」的訴求從沒停止過，使政府面臨很大的社會壓力。
事實上，作為一個「全球城市」，香港的發展所依賴一個重要原則就是「開放」：且不說香港沒有成型的工業體系，很多日用品都得依賴進口（比如最近出現的「口罩荒」和「廁紙搶購潮」），即便是作為香港經濟支柱的服務業（比如金融業）也存在很強的對外依賴性，依賴國際業務或國際遊客。然而，這一發展所需的「開放」原則卻與疫情管控所需的「封閉」原則形成天然的矛盾。這正是目前香港治理疫情的現實困境。具體而言，盡可能地執行「封閉」政策當然能最大限度地切斷傳染源，然而這也勢必會影響香港的經濟和民生。特區政府需要在二者之間做出有效平衡。
當然，這不是香港所獨有的困境。在國際公共衛生事件頻發和全球人員聯繫緊密的今時今日，幾乎所有的「全球城市」都將面臨這樣的難題。如何在「開放」的經濟交流中守住疫情管控的「封閉」底線，是所有「全球城市」都要學習的功課，這亦是未來城市治理研究的重要議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