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兆麟：加強管治人才培育系統 可突破問責制樽頸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嚴重，港府防疫措施被指反應緩慢，未能及時回應民眾訴求，管治能力備受質疑。有論者就認為本港不乏辦事人才，卻缺乏「管治人才」。要改善問責制運作，加強問責官員與公務員配合，必先加強管治人才培訓。 

高官問責制推行十多年，原意是使問責官員集中制定政策，「政治中立」的公務員隊伍可專注於決策執行層面；而問責官員以合約制聘用，也可有彈性吸納各式人才。可惜近年面對危機時，屢有官員政治觸覺遲鈍，例如應對口罩等抗疫物資供應短缺，以及推行針對外遊回港人士的檢疫措施，都顯得後知後覺。

要成為「管治人才」，既要有對民情的觸覺及敏感度，也要有對公共事件的判斷力及決策力。這一系列能力難以一蹴而就，除了累積經驗，也要透過有系統的培訓，以提升政治觸覺及管治經驗，及持續了解最新的社會形勢，才能應對瞬息萬變的社會。

啟發自新加坡，將於2026年落成的公務員培訓學院，旨在加強公務員的管治技能和知識，以及對內地及國際事務的觸覺，但若由公務員培訓處主導運作，課程立體程度恐有所局限。相較而言，新加坡公共服務學院屬政府法定機構，於行政和政策自主性較大，董事成員亦多元化，包括有高級公務員、私人公司高層和學界代表，可更大彈性去制定課程；透過他們的不同專業層面，也可領導各種課程發展及政策研究。

政府亦可考慮為公務員培訓學院撥出部分學位，津貼有潛質年輕人入讀，並引入商界捐助。例如日本由松下電器創辦及負責支出的「松下政經塾」，每年都嚴格挑選小量青年，進行長達四年的政治學、經濟學及軍事培訓，學員每月有約二萬元港幣的助學金，可專注學習，多年來為日本培訓出大量國會議員，甚至首相野田佳彥等政治領袖及人才。

本港的公務員學院成立後應多與坊間的大專院校、民間機構、商界甚至政黨合作，舉辦部份管治相關課程，除了裝備已進入政府的問責官員及公務員，也可為有志進入政府的青年提供培訓，增強政府的人才庫，作為高官問責制有效運作的最強後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