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永力：從東南亞看中日影響力
2019冠狀病毒疫情當前，全球亂了陣腳。各國的應對優劣各異，中國雖重災在前，卻也率先走過上半場。歐美等國眼前正被冠病整得死去活來。亞細安各國也惶惶面對充滿荊棘的前路。
疫情雖毒，終有過去的一天，屆時將是全球迎來在政治、經濟、社會、民生等方方面面大洗牌的局面。滿目瘡痍的經濟如何起死回生，將是一大課題。
經濟上作為亞洲老大與老二的中國與日本，在疫情暴發之前的多年以來，就已經把具高度發展潛能的亞細安視為重要夥伴。如果眼前的疫情是中日（也包括全球）的共同敵人，則亞細安是中日的共同朋友。對於亞細安來說，與中日維持良好穩定的關係，也符合其發展需求。
二戰以來，中國與日本分別與亞細安在政經方面一路走來的關係，差別是不小的。
先從日本談起。不得不提起1972年影響世界格局的大事件：美國總統尼遜訪問中國。當年為了拉攏中國對抗蘇聯，而毅然把政經體系和意識形態的差異放開，決定與中國修好。這有點像三國時代諸葛亮的「東聯孫吳，北抗曹魏」的意味。日本作為美國的盟友，也追隨其做法，首相田中角榮也在同年訪問了中國，並取得了其外交上的一大亮點。
然而，當日本想在外交上乘勝追擊，田中首相於1974年歷訪亞細安五國（當時的亞細安只有五個成員國：菲律賓、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與印度尼西亞）時，情況卻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到處碰到的是反日事件。在雅加達，反日示威甚至迫使當局不得不出動直升機，將田中首相從總統府內解救出來。
這一輪訪問令日本大吃一驚，深加反省後，認為是二戰後日本對東南亞在戰爭賠償名義下的「丟錢政策」失效了，其一是日本雖然把國內的工業轉向東南亞，但不少是污染環境的工業，是趁機輸出污染；其二是來自日本的金錢資助，經手不幹凈的獨裁政客，最終沒有惠及一般民眾。這些民怨又發酵自戰爭的舊恨。因此總結而論，當時的日本對東南亞從戰後算起的第一段30多年的外交是失敗的。
痛定思痛，日本反省的結果，可以總結於1977年首相福田赳夫於馬尼拉所發表的「福田宣言」。簡要而言，其一是日本誓言不再做軍事大國，而是與亞細安各國維持平等、對等的關係。其二是除了政經，誠心地加強文化與民間的交流。如此對症下藥，一改既往，並戰戰兢兢，低調謙虛地經過了40多年的經營，帶去亞細安的具正面附加價值的投資設廠，培訓當地的人才，加上日本產品的優異性能，以及在軟文化上的強項頗能得人心，才改變了先前的不利局面。
亞細安也在逐漸接受、積極配合之下取得發展成果。同時，亞細安在增加至現今的十國的情況下，與日本建立起穩固互信的夥伴關係，故而日本與東南亞至今40多年的第二段外交可說是成功的。
至於中國，相較於日本，對亞細安的關係發展起步較晚，原因在於戰後初期國內面對建國的種種難題，直至1970年代的改革開放後，經濟發展一日千里，一躍成為亞洲老大，世界老二。借其發展的勢頭，也雄心勃勃地着眼於顯示泱泱大國的風範。從改革開放初期的「韜光養晦」，到近期的「一帶一路」「人類命運共同體」等理念，充分顯示中國領導高層一脈相承，極度精明。
頂層設計是一回事，通過各層次的執行，要落實並不那麼簡單，尤其是當它傾向於通過經濟實力這一硬件加以推動，而缺少人文等軟實力附和的情況下的冒進。對於中國的經濟資助，亞細安表面是歡迎的，內部卻產生反彈的情況時有所聞；也有「一帶一路」框架下的基建項目碰上瓶頸的事件發生。
根據2019年6月美國經濟研究公司惠譽解決方案（Fitch Solutions）的調查，日本在東南亞承包的基礎建設工程遠遠超越中國，是中國承包工程價值的1.5倍。這顯示了日本在東南亞的低調謙虛，硬（件）軟（件）兼具的手法，深具「國際情商」；中國是可以借鑒的。
當年日本發動的對中國與東南亞的二戰，罪魁禍首是其「軍國主義」思想。如今的中國，恰恰要避免的，就是被看成「金國主義」作風。
當然，中國的國際外交手腕是日趨成熟，也懂得及時調整。我們從外部觀察中國，除了經濟實力，中國在科技、社交媒體、軍事等這一切的高速發展與改進，都不是靜止的，必須以動態觀之。換句話說，它應該是越來越好才對。
再者，眼前的冠病疫情，折射出中國體制下的驚人動員能力，以及它對不少面對疫情困局而求救的國家所施予的慷慨相助，在在道出它追求更大格局、更高層次的決心。
中日之間，應當求同存異，取長補短，共同與作為第三方的東南亞加強合作，落實2018年5月中國總理李克強事隔七年訪日的破冰之旅，以及同年10月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回訪北京時，雙方簽署的日中第三國合作協約項目之中，在「一帶一路」的框架下，強化與東南亞掛鉤的項目。如此一來，這個合作，不是雙贏，而是「三贏」了。
總而言之，疫情過後的嶄新局面，對中國來說將會是加分的。東南亞也期待中國以更柔軟的身段，一方面吸取日本的長處與經驗，共同為開發東南亞的許多發展潛能而真誠合作；另一方面也對東南亞展現更大的誠意，成為「得道者多助」的典範。
作者是新加坡留日大學畢業生協會前會長
文章原刊於《聯合早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