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詠紅：那些年，我們追過的兩會

記得我第一次採訪兩會是在2006年。說來羞愧，當時駐京雖已半年多，但全國兩會開跑時我仍一頭霧水。記憶中，某日在人民大會堂一樓，在彷徨中將指示牌看了好久，上面寫着今天某某團開放，某某廳在哪兒。我盯着指示板，希望能參悟出什麼玄機，悟出這個匯聚中國黨政軍商等各界最具影響力大員的5000人大會，裡頭有幾層結構、多少系統？多少理念與人情在交換？這些結果又會怎麼樣影響中國和中國人的未來？

盲跟前輩、偷師同行，那年兩會尾聲時，我才從紛雜的信息中拼湊出一次兩會的流程。但要說對兩會形成框架性的認知，還需時兩三年，而且依然無法認識全。

有人說，中國是一本大書，兩會就好比這大書的目錄，而且只是「當下卷」的目錄，尚不包括「歷史卷」。當下目錄隨着時代演變不斷更新，折射出中國國內外千變萬化的形勢，因此從2006年至今，每回採訪兩會都是個人與體力腦力的艱苦鬥爭，但每回都有新的學習。反之，如果只圖看個熱鬧，兩會這個萬花筒里也絕不乏話題，眾生相中總有素材能滿足看官的八卦癮。

在冠病疫情威脅下，今年的中國兩會推遲到下周舉行，據說會期大幅縮短，記者人數從幾千個大砍到幾百個，許多人到現在都拿不到記者證。這個巨大落差，更讓人懷念親歷過的兩會。

那些年的兩會，真精彩。

恆大老闆許家印的愛馬仕腰帶、李小琳一身名牌的「政壇時裝秀」……這是早些年的花邊；而隨着當局加強紀律管理，委員代表的表現變得一板一眼，兩會中還是有爆點。2018年兩位女記者的「飈戲」，神乎其技的翻白眼功夫搶光了眼球，還點燃真假外媒的話題。

但兩會絕不只有戲精和八卦。這些年來的兩會，除了公布政府的年度計劃、披露軍費數字、GDP增長目標、通過五年計劃等，也讓全國上下聚焦到一些具體問題，比如官員財產公開問題、各級政府曬賬本、三公消費的驚人——全國人大代表、湖北省統計局副局長葉青2012年就在兩會上警告，全國政府機關飲酒量總和是每年喝一個「西湖」。

許多重磅高層信號也是在兩會上或會前釋出，比如最高領導人指明九二共識是兩岸關係的定海神針，發文禁止「高級黑」「低級紅」。

曾經，兩會猶如實況劇場，展示一名高幹轟然倒台前的最後過程。

這裡說的是前中共政治局委員、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2012年兩會召開時他還端坐台上，從容面向媒體回答問題，期間一次全體大會他失蹤了，後來又如常亮相。那年兩會閉幕當天，時任總理溫家寶在記者會上罕見地訓斥「現任重慶市委和市政府必須反思（王立軍事件）」，震驚四方。聽熟悉情況的人說，他在兩會閉幕後、眾人走出大會堂時就被扣留了。

也有官員在兩會上展露人性化的一面，表現出幽默感。2014年政協大會發言人呂新華被問到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是否出事的敏感問題，他原則性答完後微笑、略帶歉意地補上一句：「我只能回答到這樣了，你懂的」。一句「你懂的」，讓全場亮了。

誠然，兩會年年開，數千委員代表行禮如儀地走流程、聽報告。他們在公開場合多數只是表態，宣示如何擁護中央決定，將如何履行大會報告的要求，讓會議顯得沉悶低效。眾人的食宿開銷、保安要求、交通保障，也被質疑為資源浪費和擾民。這些年兩會加強紀律，食宿統一標準，進入會場甚至不準帶手機，也讓與會的商人、港區代表大呼難受。但是總體而言，在中國的現實選項中，還沒有比兩會更好的多方參政議政方法。

在中國的政治文化下，交鋒都是在幕後、在非正式場合下進行，不到撕破臉時絕不會公示於人。而儘管外人通過兩會能看到的，也只是檯面上對外展示的一面，但已是一窺高層互動的難得渠道。

中國官方肯定不樂見外界熱衷議論兩會八卦或官員倒台信息。然而，更重要的是，正是因為兩會的持續開放，中國高層不再顯得抽離神秘，而是增添了真實與穩定感。我記憶中的兩會，就是生動、鮮活的。從這個角度說，那些推動中國信息開放的官員，一定要記上一功。

在疫情下，今年兩會採用封閉式管理，外媒很可能會十多年來首次被拒於人民大會堂之外，衷心希望這只是非常時期的舉措，不會成為常態。中國領導人說，中國開放的大門只會越開越大，歷史也證明，開放意味着自信和強盛。我相信中國不會因西方國家一時拿冠病責任做文章就向內收縮，也相信世界未來仍會繼續需要中國的市場、需要與中國互動，更希望局面將是如此。

 

文章原刊於《聯合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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