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丹旭：新常態的兩會怎麼開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兩會時間」。一名外媒同行說，要不是發現上周網購的東西從上海寄到北京花了整整四天，包裹還貼上了兩張「已安檢」標籤，還真沒感覺兩會就要開了。

去年因疫情影響，中國打破自從1990年代形成每年3月上旬召開兩會（全國人大、政協年會）的慣例，把這件中國政治生活中的年度大事，推遲到了5月下旬，會期也縮短到八天。

如今疫情受控，兩會又如往年，恢復到了3月上旬召開。可經歷了一場疫情，兩會卻發生了變化。

全國政協會議明天下午開幕；按照慣例，在非換屆年份，兩會通常舉行13天左右，全國政協會議比全國人大會議提前兩天召開。而今年的全國政協會議，只比全國人大會議提前一天召開，據了解，整個會期很可能和去年一樣，縮短到八天。

往年數千名中外記者跑兩會的盛況，今年同樣不會出現。為防控疫情，此次兩會僅邀請駐京的中外記者採訪。即便是成功註冊報道兩會的記者，也無法像以往那樣，憑着一張兩會採訪證，隨意進出各個向媒體開放的場合，只能到「雲端」，通過網絡、視頻、書面等形式約訪。

會期縮短、節奏加快正成為兩會的新常態，這樣的改變對兩會是好事嗎？

最樂見兩會會期縮短的，大概是北京市民。每年這個時候，數千名代表委員從全國各地到北京共商國是，城市幾乎被兩會徵用，一切都得服從於兩會，兩會曾一再受到資源浪費和擾民的質疑。

隨着這些年兩會紀律管理加強，各代表團食宿一切從簡，會場外杜絕宴請應酬，兩會浪費的風氣有了明顯改善。不過，中央與地方高官、軍人、商界、學界、宗教界等代表齊聚北京，會議期間的交通和安保無法削減，各種交通管制、郵件包裹二次安檢等，仍給民眾帶來諸多不便。

縮短會期後，兩會節奏明顯加快，代表委員在更短的時間內集中精力履職，把更多注意力放在參政議政上，而不是把兩會當成鬧哄哄的政界聯誼會，或是個人的「秀場」，這也不是一件壞事。不過，在中國特殊的政治環境下，相對開放的參政議政場合本來就極有限，兩會多年來也一直被詬病流於形式。縮短會期後，兩會需要討論的複雜課題，是否能夠得到充分討論，各種不同的意見是否有機會表達？

對報道兩會的媒體而言，新常態下的兩會也是「讓人歡喜讓人憂」。

得知今年兩會的採訪方式後，跑了多年兩會的同行都預見到，今年大概率又無法「上會」，即無法到兩會現場做報道。好處是不用披星戴月前往人民大會堂，在北京初春的瑟瑟寒風中排隊等候進場，也不用在大會堂、新聞中心和代表委員的駐地來回奔波，一邊趕場一邊趕稿。

這也意味着兩會報道的呈現很可能失去鮮活和生動的現場，而是停留在圍繞大政方針的演說、官媒一板一眼的政策報道、電視里恢弘的會場和代表委員熱烈的掌聲。

倒不是說兩會只有花邊新聞才能吸引眼球，但相對嚴肅沉悶的兩會期間，這些話題往往是突破口，讓兩會在民間保持熱度，甚至形成良性的官民互動。改變兩會高高在上的形象，拉近兩會和普通人的距離，還能推動和民眾切身相關的決策。

作為媒體，尤其是駐華外國媒體，大家也關心這扇近距離觀察中國政治的難得窗口，在新常態下會不會以防疫為由而關上？

從前的兩會，除了最重要的開閉幕式以及兩會結束時的「重頭戲」總理記者會，還有一個很多記者關心的環節——人大各地方代表團的開放活動。

由政治局委員擔任地方「一把手」的省市自治區代表團開放活動，尤其受到關注。一些明星官員的風采，脫稿也能侃侃而談的自信讓人印象深刻；令老記者難忘的，還包括2012年重慶代表團的開放活動。那是前中共政治局委員、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轟然倒台前最後一次直面媒體，回應了轟動一時的「王立軍事件」。

官方當然不希望看到負面新聞搶走兩會的焦點，上述情況也只能算是特例。更多時候，發言代表會對着稿子照本宣科，地方黨政「一把手」現場回應媒體的問題也都中規中矩。不過，由於中國政治鮮少向外界開放，兩會可能是唯一能較近距離觀察到身居高位的中國官員，一窺他們之間互動，甚至是他們與媒體互動的場合。有一個詞「監督」，這些年似乎已不大流行，但為政者接受監督依然有其積極意義。官員在兩會上、在眾人眼前、在鎂光下公開活動，也能算是一種監督。　　

中國在疫情前的兩會，往往會邀請大量世界各國的記者，展示開放的姿態。如果因疫情原因，新常態下的兩會無法像以往那般開放，那當局能否設法打開更多其他的窗口？畢竟一個站在世界舞台上的中國，需要世界更好地認識和理解中國，從而與外界產生積極和良性的互動。

 

文章原刊於《聯合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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