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向偉：製造強國之路與民族主義情緒

每年早春時節，5000多名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都會聚首北京，出席兩會。其主要使命是討論並通過領導層提出的重大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決策和政策。

代表和委員也會借兩會這個大平台，通過接受採訪或提交議案或建議等，來大力宣介其熱衷的問題，並期望以此來影響政府的決策和思路。在提出的數百件立法議案中，絕大多數都不可能被列入立法議程，但一些議案或建議確實會引發全國性討論，並把政府置於一種尷尬境地。

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政協委員許進上周建議取消英語在義務教育階段的主科地位，並不再把英語設為高考科目。在接受採訪時，許進表示學習英語或其他外語是浪費時間和精力，稱英語學習約佔總課時的10%，而一旦走上工作崗位，只有不到10%的畢業生用得着英語。

許進還認為，手機及其他智能設備都能提供翻譯服務，對學生來說，這比英語課有用得多。目前，英語教學多專註於死記硬背和應試能力，而不是幫助學生提高語言溝通能力。

不難想像，他的建議會演變成網絡熱點話題，並引發激烈爭論。

3月8日，《中國日報》援引《中國青年報》網絡調查結果稱，11萬多受訪者反對許進的提議，而是表示應儘早教授英語，以助力中國與其他國家的競爭。然而，也有幾乎相同數量的被訪者支持這一建議，認為應把更多時間用在學習中國語言文化上。

多數專家及受訪者都在討論英語作為主科對學生發展和就業前景的作用，但有人對淡化英語學習的重要性表示了擔憂，認為在與美英等西方國家關係日趨緊張的助推下，淡化英語學習是狹隘民族主義的又一表現。

這種擔憂絕非空穴來風。8年來，習近平主席採取堅決措施，加強黨對國家方方面面的控制，龐大的宣傳機器也努力激發民族主義情緒，增強民眾對中國地位上升的自豪感。

中國成功遏制新冠肺炎疫情並消滅絕對貧困，進一步提升了民族自豪感，而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在疫情控制上跌跌撞撞，成效不佳。在中國與西方國家在貿易、人權、香港、台灣和南海問題上對抗日益激烈之際，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無疑是中國共產黨所期望的，也對其有利。

但在自信的背後，中國領導層也謹慎行事。在對中國的成就大加讚揚的同時，又要確保民族主義情緒不會導致保護主義、不會使經濟對外開放的努力複雜化，這對提高經濟增長質量至關重要。

去年5月，中國首次提出標誌經濟重點戰略轉變的「雙循環」理論，並努力推進這一戰略。根據「雙循環」戰略，通過刺激消費需求和促進本土科技創新，聚焦發展國內這一龐大市場（國內大循環），形成以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在國際循環之下，中國調整戰略，由出口導向模式轉向著重進口，同時提高高附加值和高技術含量產品的出口。

中國已經意識到，無論誰入主白宮，美國都會對華強硬，削弱和遏制中國崛起，因此中國做出了這一重大調整。

人大會議3月11日通過的新的五年規劃（2021-25年）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進一步充實了「雙循環」理論。

但在領導層內部，對民族主義情緒高漲可能會妨礙「雙循環」戰略實施的擔憂也在增加。一些地方為了本地區內部循環，開始設置保護主義障礙。更糟糕的是，一些省市和政府部門急於縮小地區高科技生產能力的差距，在政府資助和稅收優惠等方面，盲目行動。其實，多個由政府資助的半導體項目已宣告失敗，包括投資達200億美元、號稱最先進芯片製造廠的武漢項目。

領導層已覺察到了風險所在。習近平主席最信賴的經濟高參、國務院副總理劉鶴親自出馬，去年11月在《人民日報》撰文稱，「雙循環」戰略並非搞經濟封閉，也不是追求完全自給自足。

據悉，在去年的一次重要會議上，習近平本人對此也表達了擔憂，指出實施這一戰略不能以犧牲對外進一步開放及與國際社會更大接觸合作為代價。

這方面，中國本應吃一塹長一智的。本世紀初，在一批科學家大力遊說之下，中國政府調動全國資源，支持推出自主研發的TD-SCDMA這一3G網絡，期望以此來確立國際標準。政府還強制國內最大移動通信運營商中國移動在2009年採用這種自主技術，但事實證明，該技術不但速度慢，還不可靠，因此世界其他地方都未採用這一技術。

中移動用了5年時間，花費超過2000億元（約300億美元），建設TD-SCDMA這個3G網絡、開發兼容設備以及進行營銷活動等，而到了2014年，又不得不淘汰這一技術，轉向發展4G網絡。

這一代價高昂的教訓今天仍歷歷在目，但一些官員和企業家又在遊說政府，稱在擺脫對外國技術依賴的過程中，中國需制定自己的高端製造業標準和規範。

然而，正如前工信部部長苗圩3月7日在政協會議上所言，中國實現製造強國目標至少還需30年。

為實現這一目標，中國必須警惕和防範民族主義抬頭，加大改革開放步伐，促進創新，謀求更大的國際合作，而不是沉迷於制定什麼無人問津的標準，更不是盲目追求什麼自給自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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