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也談地攤經濟
隨着新冠疫情的蔓延，中國經濟正面臨近30年來最大的危機。一季度GDP同比下降6.8%，創1992年有記錄以來最差成績；城鎮失業率也到達了6%的歷史高點。要知道，中國的失業統計不計入務農人口，全國2.9億農民工（2018年國家統計局數字）的生存情況更令人擔憂。
根據官方數字以管窺豹，今年一季度農民工外出務工人數為1.2億，比去年同期減少了5000萬，其中很大部分應是無法在城市找到工作而被迫留鄉「務農」。
於是，總理李克強在5月28日兩會記者會上提出地攤經濟，寓意明顯。隨後在6月1日於山東考察時，李更是表明了政府對攤販群體的支持，稱讚他們和「高大上」的新興產業一樣，是中國的生機。
一時間，全民動員，各種擺攤的故事遍布網絡，各大媒體平台加足馬力，支持政策應聲落地，總體看，社會對地攤經濟的反應很正面。
但地攤經濟如火如荼之際，開始有反對聲音。「這麼強大的國家，難道要把地攤當做支柱產業？」
權宜之計
客觀來講，當局並沒說要把地攤經濟當支柱產業，國家也不可能把擺地攤作為經濟增長的動力，網絡上一些評論言過其實。
攤販經營模式存在先天劣勢。價格不敵網購，信譽不敵實體店，不可能有大發展。李克強作為政府首腦，經濟學博士，一定不會幼稚到將經濟增長的寶壓在地攤上。很明顯，在出口停滯，投資難短期見效的當口，他只想在消費端為經濟找一條臨時出路。
算盤大概是這樣打的：
首先，開放地攤經濟可以瞬間解決就業。李克強在兩會發佈會就點出成都開放擺攤後一夜之間解決10萬人就業。按研究統計，中國約有1億人非正式就業，如果放開地攤經濟、農貿市場、小商品市場、早市等，至少可提供5000萬個就業崗位。
攤販開始營業，也將帶動企業資金流轉。有人做了最簡單計算，如果5000萬人經營攤位，一個攤主進兩萬元的貨，那就是一萬億的資金在市場中流轉起來。這樣工廠可以開工，暫時失業的工人可以返崗，經濟可以重新啟動。
另外，地攤經濟亦可為窮人製造更便宜的消費機會，緩解他們因收入減少帶來的困境。
其實，地攤經濟早已不是新事物，改革開放之初大批知青返城，靠擺攤賣「大碗茶」就解決了大量就業。90年代國企改革，大量職工下崗，地攤經濟也起到了緩衝的作用。中國民眾勤勞務實，只要放寬限制，就會爆發出強大的經濟活力。
所謂城市，既要是城，也要有市。曼谷的河岸碼頭夜市，紐約的百老匯跳蚤市場，台北的夜市更是遍布各區。擺攤本是正常的經濟活動，只是中國為了城市管理的需要剝奪了其存在的空間。
所以這不是總理「突生奇策」，而只是實事求是，順勢而為而已。
路線鬥爭
然而，這項腳踏實地的政策推出僅十日，風向卻突然逆轉。同一個中央電視台，前後一周，卻有截然相反的表態。人民日報也出文反擊。
央視財經更是更明確的說出，地攤經濟不適合一線城市，「如果此風猛吹，後患無窮」。
按照中國官方的宣傳邏輯，即便是某項政策在落實過程中過了頭，也不會「今日的我打倒昨日的我」，而是低調回調。例如當年北京的清理天際線運動，清理「低端人口」運動及取暖「煤改氣」運動，都是由於推行過於激進而被臨時叫停，卻無一官媒惡評。所以很明顯這項政策已升級為執政團體內部的一次路線鬥爭。
當然，地攤經濟門檻低，容易造成公共衛生，火災隱患，食品安全等問題，管理工作很複雜。但這些都可以通過提高管理水平解決。
坊間猜測此次內部角力與李克強在「決戰脫貧攻堅，決勝全面小康」的宏大敘事下主動「潑冷水」，說出中國尚有6億人每月可支配收入低於1000元的現實有關。
在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上，黨內一直有改革派與保守派之爭，從八十年代至今延綿不絕。改革派希望步子邁大一點，政策放寬一點，解決實際問題。每做嘗試都會遇到保守派的攻擊。
筆者無意猜測是誰挑起了這場「府院之爭」，只希望在危機中執政團體應達成三個共識。
首先，尊重專業意見。中國此次新冠疫情防治之所以成功，最大的原因就是政府採納了專家的建議。例如呼吸與危重症醫學專家、中國工程院副院長王辰提出的「方艙醫院，應收盡收」的策略，可謂挽狂瀾於既倒。如果政府領導剛愎自用，現在武漢還在居家隔離，全家染病，送院無門，醫療資源擠兌的怪圈中打轉。
同理，面對經濟下行的壓力，中國政府也應當尊重經濟專家的意見，實事求是的面對問題。只有面對問題，才能解決問題。
其次，越是面對危機，執政團體內部越應團結。解決問題思路不同，不要上綱上線搞成路線鬥爭。
最後，不要懷疑民眾的智慧。危機面前，百姓也懂得共克時艱，此時的執政者應相信人民，與人民良性互動，方能藉助民間力量度過危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