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賢聚嶺南》新冠肺炎應對的政治視角

 

作者：嶺南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張冬

截止7月5日，全球新冠肺炎累計確診病例已經突破了1100萬，死亡人數也超過了50萬。新冠肺炎可以說是百年一遇的公共健康危機，嚴重衝擊了全球經濟和政治，其長期影響更是不可低估。新冠肺炎考驗着各國的政治制度，暴露或是放大了各國政治體系的固有頑疾。但值得注意的是，各國和各地區應對新冠肺炎的效果存在顯著的差異。一些國家和地區比另一些更能夠有效控制疫情，減少生命損失和經濟破壞。是甚麼因素影響着這種國家和地區間的差異呢？
防疫成效與政治體制無關
首先，民主和非民主政體的分別與疫情的應對效果之間似乎並沒有直接的聯繫。全球疫情爆發之初，中國通過封城和對社區的嚴格管制控制住了疫情，而同時意大利和美國等國家在應對疫情方面卻顯得十分混亂和無力。一部分人對民主體制隨之產生了懷疑，認為民主體制在應對這場危機時決策遲緩，缺乏效率，強調保護公民隱私與自由而不能採取更為嚴格激進的措施。不過，台灣和南韓等亞洲民主政體為成功防疫樹立了良好的榜樣。在歐洲，雖然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國家應對疫情不力，但是德國和一些北歐國家卻相對有效地控制了疫情。總之，疫情防控最為有效的國家中，既有民主政體，又有非民主政體。民主國家之間也有很大差異，各有千秋，不能把疫情防控效果簡單歸結於民主或是非民主政體。

抗疫考驗「國力」
目前，許多政治學家的一個基本共識是，國家能力是理解疫情應對的關鍵因素。 「國家能力」這一概念對於讀者而言恐怕過於抽象。在疫情應對方面，我認為國家能力主要包含以下幾個不同的範疇。一是資源動員能力，比如南韓等國家能夠在相對短的時間內動員資源完成大規模檢測，為成功防疫奠定重要基礎。二是資源的整合能力，主要指的是政府能夠與私有部門或是社會組織緊密合作並整合其相關的資源。比如，檢測試劑的研發，生產和投放需要政府、市場與社會的良性互動和相互支持。三是政府部門的專業化，主要是指衛生防疫部門能夠根據專業知識來製定和實施相應的防疫政策，而比較少地受到政治家基於政治考量的干預。

除此之外，社會資本也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以香港為例，香港的疫情防控相對成功並不是依靠像內地一樣在社區層面進行嚴格的管理，而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市民能夠集體遵從社會規範，普遍佩戴口罩，重視個人衛生，保持社交距離。一些初步的研究也表明，疫情的應對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可以被視作一種公共產品，人與人互信程度高和社會融合程度高的社區更能夠解決公共產品提供的集體行動問題，從而形成在社區層面的有效響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