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礁：「一國兩制」條件下推進港人國民實踐的幾點思考
香港回歸祖國已經21年，政權早已完成回歸，然而人心的回歸仍然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要實現人心回歸，培養港人的國家認同和情感，國民教育是不可或缺的工作之一。但由於香港長期受到英國殖民統治的特殊歷史，回歸後實行「一國兩制」的特殊治理模式，使國民教育的難度大大增加，效果受到影響。在此情況下，在堅持推行國民教育的同時，積極推進國民實踐，使港人更好地享有作為國民一員的權利，不斷提高國民待遇，同時積極履行作為國民應盡義務，無疑有助於港人更好地樹立起穩固的國民身份認同，強烈的愛國愛港情感和心理基礎，增強盡國民之責的責任感。
增強國民認同及情感須知行合一
「國民認同和情感」，是作為社會人的國民個體，對自己作為國家一員的身份認同，以及建立在這種認同基礎上的對國家的情感。這種認同與情感，建基於國家對國民個體生存、發展、安全提供的保護和機遇，而一旦形成，內化為國民的思想意識，則會指導國民主動為國家的主權安全和發展作出自己的努力。同時，為了國家的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國家也會通過法律等手段，約束國民對國家履行義務，國民履行義務的過程，同樣有助於國民認同與情感的培養、轉化、強化、持續。事實上，也只有眾多國民的認同、情感與維護、奉獻，國家才能得以存在並發展壯大，更好地為國民提供服務。在國家發展過程中，國民個體認同與情感會逐步集合演進為國民集體的認同和情感，進而形成國家觀念、愛國精神等政治倫理（政治道德、政治文化）並進行教育傳播。
國民的國民認同與情感，決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來自於出生後無處不在的國民教育與國民實踐。所謂國民教育，就是國家和公民社會，有意識地對國民進行國家觀念、愛國精神的教育傳播，通過外在的教育，使這些觀念逐步內化於心。而教育的內容，則不僅包括構建國家認同和對公民的身份認同，在近現代民族國家不斷發展的過程中，國民教育很自然地也包括了民族認同和文化認同，以及民族自豪感和社會責任感的培養。在這些內容中，國民身份認同是核心，也是整個國民教育的最主要目的。
必須看到，國民教育本身當然非常重要，但它既非達成「國民認同和情感」的唯一途徑，也很難獨立奏效，必須以國民實踐為基礎，與國民實踐互相配合。所謂國民實踐，是社會實踐的重要組織部分，包括國民在現實生活中，享有國民權利，履行國民義務的全部活動。正所謂「知行合一」，教育與實踐從來都是相輔相成的，國民教育的內容來源於國民實踐，國民教育又引導、促進正確的國民實踐，在實踐的過程中又能體現、鞏固、強化教育的成果。如果沒有或缺少實踐，單純的、灌輸式的國民教育不但效果大打折扣，甚至可能適得其反，引發對立情緒。
相對於國民教育，國民實踐有其鮮明的特點：一是本源性。國民實踐是產生國民認同及情感的社會生活基礎，是國民教育內容的源頭，同時也是國民教育的目的，是教育效果的檢驗標準。二是長期性。國民實踐貫穿於國民從出生至去世的全過程，只要一國國民在其所屬國家生活，就必然一刻離不開國民實踐，即便離開所屬國家，國民實踐客觀上得不到全面實現，也會通過領事保護、主動為國家作出貢獻等多種方式得以體現。在某種狀態下，國民所在國由於政治動盪、經濟社會不發達、受到外敵入侵等原因，對國民的保護並不足夠，但這也是國民實踐的一種存在形式，特別是在外敵入侵情形下，經常會更加顯着地提升國民報效國家的激情。三是全面性。既包括享受憲法和法律規定的國民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各種權利，包括選舉權、被選舉權，各種法定自由，勞動權，受教育權，獲得物質幫助權等，同時也包括履行憲法和法律規定的義務，如維護祖國的安全、榮譽和利益的義務，保衞祖國、抵抗侵略的義務，依法納稅的義務等。當然，在很多情況下，權利和義務是統一的，如勞動、教育等，就既是權利，又是義務。四是內生性。相對於國民教育，由國民實踐而產生的國民認同與情感，是國民在實踐中自我體驗、自我感悟而生成的，是主動的、相對穩定、相對持久的，對於培養國民認同與情感也是更加有效的。
港人青年一代國民實踐嚴重不足
香港同胞一向具有愛國傳統，歷史上對國家民族解放運動大力支持，對國家建設和改革開放積極參與，對香港回歸持正面積極態度，當內地同胞出現困難時積極幫助，體現了血濃於水的家國情懷。回歸以來，港人繼續保持了愛國愛港的光榮傳統，但一部分新生代港人在國民身份認同和情感上出現一些新的問題。如，在一些新生代身上，出現國民認同不足情感淡化的傾向，對國家事務和內地情況不夠關心；有的對國家象徵國旗、國歌不尊重，在重要場合甚至國際體育賽事有預謀地噓國歌；有的對內地遊客不尊重甚至故意挑起矛盾，進行所謂的「驅蝗」運動；一些青年在外部敵對勢力誘導或操控下，出現了所謂「港獨」「自決」及「極端本土」等盲目主張，一些主張還形成了不小市場；部分高校學生組織被「港獨」勢力滲透把持，並有勢力向中學甚至小學滲透「港獨」主張；一些或明或暗有「港獨」言行的人在立法會、區議會選舉中當選，有的持有「港獨」主張的當選人在立法會上演非法宣誓鬧劇，以至必須依法禁制參選及取消當選資格；極個別主張「港獨」「自決」及「極端本土」的青年甚至非法組黨或煽動、參與暴力活動。這些新的情況，不少已經觸及法律和國家主權、安全的底線，必須引起高度重視，依法制止。
應當承認，回歸後香港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為國民教育作了不少努力，也已經取得了不少成績。多年來，香港特區政府和教育機構對於推進國民教育採取了多種措施，比如在日常的授課過程中，加入國家國情的學習元素﹔舉辦升國旗儀式及「國旗下的講話」，提升學生的國家意識﹔舉辦跨學科「學習週」系列活動，從多角度認識國家等等。各政團社團、社會各界也組織了大量國民教育活動，如借參加和欣賞文娛活動，認識祖國傳統文化和藝術﹔舉辦到內地交流體驗學習活動，與祖國人民建立一份「血濃於水」的感情。 2018年初，香港研究學院做了一項調查，訪問香港近200間中學、超過1,000名學生，結果顯示，其中95%的學生曾去過內地、85%懂得閱讀簡體字、70%有使用微信的習慣；同時，45%受訪者表示有喜歡的內地影視人物、26%表示有喜歡的內地運動員、37%受訪者表示會關注內地國家隊參加的體育項目與賽事。
國民認同及情感養成的現狀與國民教育的推進相比較，就出現一個明顯問題：為什麼具有愛國傳統的港人，在香港回歸國家以後，在各方面推動國民教育的情況下，反而出現了一些不尊重國家甚至出現「港獨」「自決」及「極端本土」思想等歷史上很少出現的現象呢？為什麼出現這些錯誤思想的主體人群，會是回歸以後才出生，或者是在回歸後接受教育的青年一代呢？討論這個問題，可以有很多視角。依筆者分析，除了西方敵對勢力蓄意破壞因素外，國民實踐的缺失是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因素：
其一，境外敵對勢力及香港傳統反對派影響分析。毫無疑問，境外敵對勢力長期以來一直利用香港的自由港地位，將香港作為西化分化中國、向中國內地滲透、扼制中國發展的橋頭堡，回歸以後中央根據香港的實際情況，在香港實行「一國兩制」，西方敵對勢力的活動未受到大的遏制，並且有證據顯示，他們在香港的活動某些方面還有變本加厲之勢。如對非法「佔中」提供幕後訓練、資金支持，為骨幹分子提供出國資助，對非法的「香港民族黨」提供支持甚至在中國政府壓力下依然提供播獨平台等。在西方敵對勢力操縱下,香港傳統反對派長期反對國家主體的政治制度,在建制內外進行各種反對活動等,但除極少數極右勢力外,歷史上反對派較少公然挑戰香港是中國固有領土這一基本原則。近年來，隨着青年人中「港獨」「自決」「極端本土」等思潮泛起，西方敵對勢力、香港傳統反對派與新興反對勢力（亂港派）暗通款曲，但從表面看，傳統反對派的主體還未完全站在「港獨」「自決」「極端本土」一邊。對於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而言，這種外部勢力和傳統反對派的負面影響雖然是一個重要因素，但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視為一個影響常量。因為無論從歷史看還是從今後較長一段時期看，他們絕不會自覺放棄破壞，而在何種情況下，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不應也不可能放鬆對他們的警惕和反制，特別是要高度警惕他們與新泛起的亂港勢力的合流。
其二，國家因素分析。從國際看，二十多年來，中國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連續多年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超過30%，國際關係整體和諧，國際地位顯著提高，在國外出現緊急狀態時的國民救助及時有效，作為中國人的自豪感明顯上升。從國內看，國家政治穩定，經濟發展，社會安定，未出現過重大的政治、經濟、社會危機。從中央和特區、內地和香港關係看，「一國兩制」成功實踐，改革開放不斷深化、一帶一路倡議等重大戰略為香港提供前所未的機遇，國家通過CEPA、自遊行、滬港深港通等重大措施對香港發展提供支持，在香港遇到金融危機等重大困難時給予援助。綜合分析，可以得出結論，國家發展與歷史上任何時期比，對香港同胞的國民認同與情感只會起到積極正面促進作用。
其三，國民教育因素分析。回歸後國民教育雖有明顯不足，但總好過回歸前港英政府時期，不能成為青年一代國民身份認同及情感不足的主要原因。當然，香港的國民教育中存在的問題確實不可忽視。以對中小學生的國民教育為例，香港各類學校裡與國民教育相關的課程往往僅以傳授知識為主，歷史方面的教育缺失、政治方面的教育更是被刻意迴避。 2012年，由於反對派蓄意引發爭議，「德育與國民教育科」未能單獨設科，已有的德育、歷史、地理等課程中國民教育內容也嚴重不足。加之部分教師有意傳播錯誤的國民觀念，都使當前青少年的國民認同和情感受到負面影響，進一步加強和改進國民教育勢在必行，特區政府宣布中學中國歷史即將單獨設科就是其中一個重要措施。但從另一方面看，回歸以前，港英政府長期實行的是帶有殖民色彩的「疏離式子民教育」、到回歸前過渡階段演變為「市民教育」，根本沒有也不可能實行針對中國的國民教育，回歸以後特區政府投入不少資源推動國民教育。回歸前後，社會各界都推動了國民教育，但回歸後實行國民教育的環境、投入肯定都大於回歸前。國民教育確實需要進一步加強，但通過回歸前後國民教育從無到有，從少到多的正向變化，很難得出因國民教育不足導致青年一代出現「港獨」「自決」「極端本土」等思潮的結論。
其四，國民實踐因素分析。香港同胞的愛國傳統，其中一個重要基礎，是香港歷史上特殊的人口及來源結構。香港本來就以華人為主，二十世紀以來，隨着外敵入侵、內戰、社會主義改造及文化大革命等歷史原因，大量內地居民移居香港。雖然建國前國家積貧積弱，建國後不同原因的移民對政治事件和內地政權也有不同的看法，但由於第一代移民在內地成長，對故土家園的牽掛，對國家苦難的感同身受，對建國後成就的認知，使他們從出生到赴港，已經經歷了相當程度的國民實踐，加之赴港後殖民統治下二等公民的屈辱感等多重因素，內地赴港人口長期保持着愛國傳統，並對在港出生的下一代給予正面影響。隨着國家快速發展、社會穩定及香港人口政策轉變，第一代內地赴港居民在香港人口特別是青年人口中的比例明顯下降，有資料顯示，回歸後在港成長的青年一代，直接在內地成長並經歷國民實踐的比例明顯降低，甚至其中內地赴港居民第二代的比例也在下降。
當然，回歸後，香港已經納入國家的治理體系，在港成長也有國民實踐的因素，但在「一國兩制」之下，香港居民直接享有國民權利較內地顯著較低，直接參與國家治理、在內地就業創業居住、直接獲得國家物質幫助等方面都還有提升的空間；在履行國民義務方面，更是明顯低於內地居民。由於國民實踐的弱化，本來就力度不夠的國民教育很難達到應有效果，一些很正常、非常必要的教育措施，由於沒有國民實踐相配合，甚至被反對派歪曲抺黑為洗腦。
當然，絕大多數香港青年一代還是有國家認同和愛國愛港觀念的，持「港獨」「自決」「極端本土」主張的青年只佔很少數，受他們誤導的青年，隨着成長成熟，相信也大都能夠實事求是地認識國家，不斷增進國民認同和情感。但這絕不能作為忽視港人國民實踐的理由，恰恰相反，只有更加重視、更加有效地推進港人國民實踐，青年一代的國民認同和情感才能不斷加強，受錯誤觀念影響的青年才能有盡快實現思想轉變的實踐基礎。
推進港人國民實踐的重點
考慮「一國兩制」的制度設計，推進國民實踐比較現實的途徑，是在《基本法》的框架內，堅持從國家層面加強理論研究和頂層設計，堅持更好地維護髮展港人利益的方向，充分發揮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的作用，從多個層次、多個方面積極穩妥地依法推進國民實踐，使港人有條件更好地享有國民權利，更加積極主動地履行國民義務，不斷增強國民認同和情感，確保愛國愛港傳統薪火相傳。
第一，積極促進香港青少年赴內地交流求學和社會實踐。這是加強國民實踐最基本也是最容易推進的一步，效果也比較明顯。 2017年，香港城市大學對香港年輕人做過一個關於國民身份認同的問卷調查，調查結果顯示：有內地經驗的香港青少年，明顯較沒有內地經驗的，對國家觀感較正面。這也從一個方面說明，國民實踐對於國民認同與情感養成的積極作用。要利用建立友好學校、假期組團、提供到地接待、免除景點費用等多種方式，吸引港青多到內地參觀旅遊，親身感受內地的變化。要以更大力度為港青赴內地求學提供方便，捨得拿出有競爭力的學位，為優秀學生、困難學生到內地求學提供國家或企業資助，並提供便利政策鼓勵香港學生留內地就業。要積極推動香港青年赴內地從事志願者、扶貧、支教等社會實踐活動，在親身體驗、親身付出中增進對國家的感情。
第二，全面提高港人的國民待遇。目前有數十萬香港人在內地工作、定居，超過15,000名香港學生在內地求學，此外，還有不少「雙非兒童」在內地生活。對於北上就業、求學的香港人，由於沒有內地身份證，回鄉證又有種種限制，導致他們在開設銀行賬戶、網上購票、移動支付等方面常會碰到不少麻煩，往往手續繁多、費時失事；去內地旅遊、出差的香港人，在某些城市甚至無法入住普通酒店（只能入住價格昂貴的涉外酒店）。這些問題看似小事，但卻會大大降低港人在內地的生活體驗、旅行體驗，對培養國民身份認同感非常不利。
「雙非兒童」則是一個很特殊的群體，他們中有不少長期生活在內地，父母也都在內地工作，但因為出生在香港、擁有香港永久居民的身份，就無法享受內地義務教育。不少「雙非兒童」每天要花費數小時長途跨境來港讀書，辛苦不說，還常常被指責「搶走本地學位」，成為激化內地與香港之間矛盾的導火索之一。
中央有關部門應積極研究，凡是屬於「一國」層面的待遇，香港人都應該能夠享受。比如，應為香港人中的全體中國公民編制統一的公民身份號碼並發放證件、或者讓回鄉證具備內地身份證有關功能並載明公民身份號碼；撤銷香港居民只能入住涉外旅館的規定；允許「雙非兒童」在內地接受義務教育；等等。當然，要落實港人在某些方面的國民待遇，比如香港福利措施的可攜化，強積金、社會保險、退休照顧方面的銜接、互補，還需要港府的跟進配套。可喜的是，國務院於2018年8月份宣布取消11項行政許可事項，當中便包括取消港澳台人士在內地的就業許可審批，又明確在內在居住的港人可以依法領取居住證，這可以說正是國民實踐邁出了重要一步。
屬於「兩制」層面的待遇，只要對港人有利、對內地無害，或者對國家有一些經濟或管理上的壓力、但在可以承受的範圍內，都應該積極推動讓港人享有。鑑於香港地小人多的客觀情況，特區政府不可能為內地居民提供對等待遇，因此國民待遇是內地單方面向香港人「讓利」，有助於港人分享內地發展成果、感受國家強大、提高其歸屬感及國民身份自豪感。
第三，認真落實港人在海外的領事保護、緊急救助等待遇。當香港人在國外遇到突發事件時，持香港特別行政區護照去中國大使館，可以享受到和所有中國人一樣的領事保護、撤僑保護。這方面，目前相關的工作已經做得很好。 2015年尼泊爾發生8.1級大地震後，中國領事館撤僑，港澳同胞與內地居民一起，乘中國政府專機及時撤離了加德滿都。此外還有2011年埃及撤僑、2008年泰國機場反政府示威中中國政府協助港澳同胞緊急撤離、2006年黎巴嫩撤僑，等等。這類事件，總是能有效地鞏固強化香港人的國民身份認同，是國民實踐的最佳途徑之一。今後，要促進在海外的港人平時就加強與國家大使館、領事館的日常聯繫，在有需要時更好地享受領事保護，並加強宣傳，使港人在遇到困難時能夠主動第一時間尋求國家使領館的協助。
第四，依法推進港人參與國家事務的管理。提高國民身份認同，其中一個重要渠道是讓人民可以共同參與、決定國家最重要的政治事務，讓人民真真正正覺得這個國家是「共有之物、眾人之事」。基本法第21條列明：「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中的中國公民依法參與國家事務的管理。」香港回歸21年來，港人通過多種方式參與國家治理，民主化程度、參與程度不斷提高，但與內地居民的參與度與認識相比，港人對於「政治中國」和作為中國公民所具有的「政治－法律公民身份」認識相對不足。從法理上講，在「一國兩制」之下，凡屬於一國範疇的國家治理港人均應有合法、充分的渠道參與。比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國家最高權力機關，早在1953年已經在內地實現間接普選。目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選舉的民主化程度雖然不斷提高，但尚未實現普選，可以研究根據香港的實際情況，循序漸進地推進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提名後，直接或間接普選全國人大代表。再如，國家公務員法對報考者的條件規定為：「報考者須擁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等，這些條件並未將香港人排除在外。 2015年，時任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部長尹蔚民就說過：「香港人可以參加公務員考試。事實上，我們已經招收了香港的公務員。」允許港人擔任國家公務員，在法理上毫無問題，但從實踐看，目前港人在內地擔任公務員的人數極少。因此，對於一些影響港人擔任國家公務員的具體法律和政策問題，應下決心依法予以解決。可依法選任、委任港人擔任適合的公務員職務；在中央機關公務員招錄中，應允許港人參加與管治香港相關部門的公務員考試或遴選；其他部門和地方公務員招錄，也應允許港人視為在內地就業平等參與。對於一些由港人擔任更為適合的職位，還可以對符合條件的港人優先使用。另一方面，屬於兩制範疇的政治參與，也應依法體現一國的規定。近年來，香港在立法會、區議會選舉中，依法禁止有「港獨」行為者參選並取消上演宣誓鬧劇人員的當選資格，這一做法必須堅持。
第五，穩妥推動港人依法履行國民義務。履行國民義務，與享有國民權利同樣是提高國家歸屬感、民族自豪感的重要途徑。談國民身份認同與情感，不能「只談權利、不談義務」。義務有積極性義務，即盡主動作為的義務；也有消極性義務，即不得作為的義務。在內地，從積極性義務來講，為國家納稅、服兵役屬於重要的國民義務，在「一國兩制」條件下港人沒有這方面的強制性義務，但並非沒有探討的空間。如果有更多港人到內地就業，作為國家納稅人的自豪感就會上升，當然國家也可以對港人在內地納稅採取一些減免措施，以體現國家關懷。雖然中國的兵役法並沒有被列入基本法附件三，但基本法對此亦沒有否定性條款。對於基本法沒有規定的事項，憲法有關規定應可在香港適用。中國憲法第55條明確規定：「保衞祖國、抵抗侵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每一個公民的神聖職責。依照法律服兵役和參加民兵組織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光榮義務。」早在2011年，時任港澳辦主任王光亞在訪港與青年對話時就表示過，相信香港青年有加入解放軍或成為中國外交官的可能。如果能夠針對「一國兩制」的實際情況，依法明確那些有志於通過服兵役報效國家的港人的服役辦法，相信是一項推進國民實踐的重要方式。如可採取「自願兵」的形式，給有志參軍服務國家的香港青年一個人生機會。一開始可以先允許在內地讀大學的香港學生自願應徵入伍，以後再逐步開放給符合條件的香港本地青年自願報名。從消極性義務即不得作為的義務方面來講，港人不得從事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以及其他依法不得從事的危害國家主權安全的行為。對於這些行為，必須嚴格禁止，依法懲處，對危害國家主權安全的行為依法懲處，本身也是國民實踐的一項重要內容。
推進港人國民實踐是一項系統工程，必須充分研究，依法有序進行。但對於已經條件成熟，或現有法律框架下已經可以開展的工作，又必須果斷行動。行勝於言，正如促進港人國民認同和情感需要推進國民實踐一樣，推進國民實踐，也必須更多地見之於實際的行動。
文章原載於《紫荊論壇》2018年9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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