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詠紅：大哉問中國做錯了什麼嗎？
美國皮尤研究中心發佈的最新14國民調顯示，中國的形象跌落至10多年來的新低。今年春，民間曾聲稱「山川異域，風月同天」的近鄰日本，在對華「負面評價榜」上赫然高居榜首，日本民眾對中國評價「些許負面」或「非常負面」的比率高達86%，瑞典（85%）和澳大利亞（81%）緊隨在後。
放眼望去，受調查的12個歐美主要經濟體與亞洲的日、韓兩國民眾，對中國的觀感普遍不佳，有12國民眾對中國持負評的比率超過了七成，其餘兩國——意大利和西班牙，其民眾對中國持負評的比率也逾六成。
其中，澳洲對華持負評的民眾比率今年上升了24%，英國上升了19%，瑞典、荷蘭、德國均上升了15%，美國上升了13%。相對來說，日本民眾對中國持負評的比率只微升1%，在2020年已屬難能可貴，可見中日關係回暖的說法不虛。
對於上述調查，中國《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前天忍不住發出大哉問——中國做錯了什麼嗎？他不平地指出，中國既沒有發動戰爭，也沒有干涉任何國家內政，是「西方政治和輿論精英製造了攻擊中國的種種噱頭，不斷毒化西方公眾對中國的認識」。
這不是胡錫進第一次發出這類「天問」。今年7月，他也曾在微博里自問自答，中國究竟做錯了什麼？美國特朗普政府完全拉開了冷戰架勢要圍死中國？
他的答案是：美國對其全球霸權的任何潛在挑戰力量都超級敏感，中國被美國視為危險的對手，所以美國要同中國脫鉤，拉攏盟友遏制中國。
誠然，中美大國競賽是中國外部環境急劇惡化的重要原因，但這隻解釋了部分原因、是美國一家的原因。其他主要經濟體與中國關係都變差，除了受美國影響外，各有各的因果。在中國崛起之際，國際實力此消彼長、貿易摩擦，知識產權與國家安全相關的爭議，本來就夠尖銳了；中國與西方世界一向存在的人權與價值觀差異又隨着中國國內形勢的複雜變得更突顯；冠病疫情加劇了中外的不信任；而中國處理問題的手法也常常是朝着與緩解矛盾相反的方向前進，終形成今天的局面。
比如，澳洲與中國外交關係螺旋式下降，導火索是美澳聯盟、澳洲對冠病源頭窮追不捨以及中國的反擊報復，但中澳此前原本早就有代理人滲透等矛盾。至於中國與瑞典關係變差，則與香港銅鑼灣書店老闆桂敏海的被捕與判刑直接相關，中國與瑞典都聲稱桂敏海是本國公民。
在歐洲、新疆和香港問題日益佔據輿論視角，就連在中國經商的歐洲企業也因為新疆教培中心（西方稱為「集中營」）而在本國遭受壓力。歐洲國家出於其遭受過專制壓迫、乃至共產黨統治的負面歷史經驗，難免以深深的質疑看待中國的治理。中國則低估了人權課題對西方社會的心理衝擊力。於是，以德國為首的39個國家本周在聯合國聯署批評新疆人權的現狀，對香港的變化表達「深深關切」。由八國議員組成的「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正醞釀推動取消北京主辦2022年冬季奧運會的資格。
從貿易到人權、從新疆到香港，中國面對的敵意不斷上揚。中國是做錯了什麼嗎？
這個問題其實已不能以簡單和單方面的「對錯」來回答。撇開國家利益之爭、「戰狼式」表態不說，就香港、新疆課題而言，中國的關切有其合理性，但是中國應對國內挑戰的強勢手段，明顯超出國際預期與衝擊國際主流價值觀，故得不到發達國家的理解，而北京對中外理念差距也不十分敏感。
中國的現實與歷史經驗與發達國家大不相同，處理問題的手法不可能和西方一樣；而面對國內挑戰越是尖銳，中國必定首先照顧國內的政治需要、社會現實和主流民意，最後才是國際觀感。故此，當中國走上國際舞台中央，當外界關注中國，想像着中國強大後會把處理國內問題的一套運用到國際上，這些國家的緊張與不安就不難想像，甚至不可避免。何況，在南中國海的主權爭端上，中國近10年的強勢姿態，也讓一些東南亞國家不安。
這個局面能如何扭轉？說來說去還是得靠溝通，通過行動建立互信，但知易行難。理想上，世界需要容納中國的崛起，中國也需要了解外界擔憂的是什麼，但作為一個有廣闊腹地的上升大國，國內的發展與穩定必然會一直是中國壓倒一切的考慮。因而，中外隔閡不易化解，大家能剋制不讓關係持續惡化，是當前所需、也是比較實際的期望了。
文章原刊於《聯合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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