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文娟：美國總統大選前景及中美關係走向
美國11月的大選即將來臨，選舉競爭越來越激烈，甚至帶上戲劇性色彩。特朗普與拜登的罵戰、特朗普自爆染上新冠肺炎又迅速宣布「痊癒」、拜登性侵醜聞、特朗普漏稅事件、大法官去世等等戲劇化事件不斷上演，情節不斷反轉，公眾關注點也不斷被更新。我們入迷地捕捉每一個微小的細節，去推斷誰將贏得這場大選，但拉開歷史的鏡頭，我們卻發現一個殘酷的事實：選情表演越精彩，似乎離初衷越遙遠。這場選舉的本質到底是什麼？我們到底在關注什麼？我們應該去關注什麼？
特朗普和拜登在競選中不時針鋒相對，但令人遺憾的是，二人的立場似乎越來越接近，要麼為一個偽命題面紅耳赤地爭吵，要麼在同一個命題上重複來重複去。
比如，在國內稅收問題上，雙方又回到了民主黨「高稅收高福利」和共和黨「低稅收低福利」的老路上。二者自然都有其邏輯，哪一個更好在一定程度上顯然是偽命題，不同立場會決定不同的態度。在國內種族問題上，特朗普強調法律與秩序的意義，譴責暴力，拜登強調平等與團結的重要性，譴責種族主義。但仔細一想，二者的立場似乎也沒有矛盾之處，完全可以共存，雙方只是在論述同一命題的不同側面而已。在對華問題上，兩位候選人更顯得殊途同歸，反華目標已定，只是手段和方式不同而已，一方對另一方親華政策的指責顯然沒有多大意義。雖然兩位候選人為一些微小差異爭論並非毫無意義，但關鍵的問題是，雙方好像又進入可口可樂與百事可樂的競爭模式，分歧固然存在，但畢竟都是「可樂」。
特朗普與拜登的立場越來越接近，我們不僅要問，特朗普還是四年前那個特朗普嗎？還是那個打着民粹主義旗幟，力圖代表99%中下層人民向1%華爾街精英做鬥爭的特朗普嗎？顯然，在過去四年里，特朗普已經和華爾街精英實現了和解甚至合作。他廢除了奧巴馬擔任總統期間頒佈的大部分金融監管法規，減稅行動和經濟刺激計劃的好處大部分流向大企業，邀請了多名來自華爾街的人組閣。特朗普的民粹主義矛頭也似乎完全指向反移民和反中國等，而最重要的反精英反建制標籤已被弱化。特朗普已經不是四年前的他，因此無論是特朗普還是拜登上台，華爾街精英都再次贏了，99%的中下層人民又一次輸了，政治的幕後主導權仍然在華爾街金融集團手中，這仍是一個金融資本主導的歷史時代。
在金融集團主導的歷史時代，金融集團的利益會演化成美國的主要國家利益，金融集團將成為影響中美關係的深層次主導性力量，因此不論誰走上前台，中美關係的走向都將出現以下幾個趨勢：
首先，在金融資本的流動下，中美關係接觸的基本面短期內不會改變。在金融資本主導的時代，只存在「一個世界一個體系」，金融資本將跨過所有邊界，在全球尋求利潤最大化。只要中國市場仍存在着巨大的利潤誘惑，中美關係就不會走向全面脫鉤。美國金融資本將會反對二者之間建立隔離牆，無論是來自美國政府，抑或是中國政府。它將進一步要求中國開放金融市場，以方便金融資本短快狠的投機行為。
其次，美國金融資本將會和中國金融資本展開慘烈競爭，這也導致中美兩國戰略關係進入了實質性競爭階段。上世紀70年代末以來，儘管中美兩國具有政治意識形態差異，冷戰後中美蘇大三角戰略格局不復存在，兩國關係因民主人權問題磕磕絆絆，但美國金融資本與中國的產業資本保持了互補性合作，「中國生產美國消費」的模式維持了兩國的戰略合作基礎。隨着中國經濟實力不斷發展，尤其是2008年以來中國金融資本的壯大開始動搖美國金融資本的現有利益格局，兩者的戰略合作基礎不復存在。兩種金融資本進入競爭軌道，儘管會披上各種價值觀和意識形態的外衣，但這種競爭在本質上是一場美元與人民幣的終極之戰，事關國運，兩國關係必然進入競爭性對抗的軌道。
再次，兩種金融資本的競爭將促使中美矛盾以常態化危機的形式顯現。與地緣政治等類競爭不同的是，這種金融資本的競爭並不必然要奪取哪種資源，而是旨在製造各種形式的危機，包括國內政治危機、經濟危機、社會危機甚至生態危機，也包括相關的周邊危機、地區危機等。危機既是手段也是目的，通過製造不同的危機，來削減另一方的信用和市場信心，從而取得金融霸權。因此可以說，中美關係將進入一個危機常態化的時代。
文章原刊於《中美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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