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雨亭：從1949年「美國對華白皮書」說起

1949年（民國三十八年）4、5月份，共軍相繼攻佔南京、上海，中華民國政府和國民黨中央撤至廣州，各地人心惶惶之際，美國國務院於1949年8月5日發表「對華白皮書」（The China White Paper），將中國大陸陷共責任悉數推給國民黨。當時蔣介石已下野，仍掌握著部分的國民黨組織與軍隊，國民政府及桂系部隊則由李宗仁負責，蔣李不合，中共南下勢如破竹。

8月11日，在台北發行的報紙《華北新聞》頭版刊出〈白皮書對策在商討中〉，國民黨非常委員會在廣州召開第三次會議，由副主席李宗仁主持，到會委員有于右任、何應欽、朱家驊、陳立夫等（這些人，除了李宗仁在文革前回到大陸，都隨蔣介石了到台灣），會議商討對於美國公布的白皮書，國民黨應有的態度與回應。緊接同版著的標題是〈共匪眼內的白皮書〉，引用中共在香港發行《華商報》上的報導：「美國不會放棄中國，……白皮書是美國對於中國人民的新宣傳書，……美國有可能對中共政權進行國際干涉」。所謂「國際干涉」，是援引1917年列寧領導蘇維埃革命後，西方列強及日本聯合白俄軍隊對紅軍進行攻擊，歷經三年，紅軍勝利。事實上，1948年以後，國民黨方面一直寄望美國能夠以軍事干涉共軍攻勢，如此，國民黨有機會保住半壁江山，與中共劃長江而治。

當日《華北新聞》的〈社論〉中說：「自剿匪以來，在國軍方面，情報不夠準確，兵力不能主動的靈活運用，實在是軍事失利的主因。這無庸置疑，是沒有堅強的地方武裝配合作戰的結果。」這是說軍事方面。實際上，國民黨在大陸執政時期，固然有維護國家主權不降於日本帝國主義的重大貢獻，但是期間對於社會基層政經的建設遠遠不足，抗戰勝利前後，即便是國民黨統治區的經濟情形亦至為困難，待接收一般百姓尚可維持生計的淪陷區時更是一片紊亂，而長期在延安勵精圖治的中共在日本投降後立即揮軍東北，同時鞏固關內。在這樣的形勢下，國民黨軍隊從南方「長征」北方，由於不能適應天候、地理、民情，指揮不當以及後勤補給不足而逐漸潰敗。

《華北新聞》8月11日復旦社南京電：「蔣公赴滬，籌編遣費，外傳辭職絕對無著。」又說：「蔣主席決定各地同時舉行剿匪，限三個月肅清。」復旦社漢口8月11日電：「鄂贛湘實行聯合剿匪。夏斗寅、張發奎兩部已開始搜剿。」此時，國民黨長江以南以及西北部隊多數呈現「孤軍」狀態，逐步受到共軍大軍以壓倒之勢包圍蠶食。1949年10月1日，中共在北京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再過兩個月，國民黨在中國執政時代即將落幕。這是中國歷史悲劇新一章的開始，此後經過三十年，一直到文革結束，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國家社會愈趨高峰的動亂浪潮才漸入緩和。關於「復旦社」的來歷，可能是當時國民黨某方面勉強聯繫起來的一個通訊社，後來不知去向。

8月9日，在台灣台中市召開國民黨黨、政、軍、教人員四十餘人參加的「時事座談會」上，《華北新聞》報導〈白皮書發表後，眾人憤悔交并，聲淚俱下〉，市黨部書記陳建文說三點：一、抗戰勝利前夕，美國拉出不必要的蘇聯參戰，致使東北局面特殊化；二、美國派馬歇爾嘗試調停國共內戰，助長了中共的勢力；三、美國迄其公布白皮書還認為中共是土地改革者的政黨，難飾其判斷錯誤。東北籍立法委員高語和指出：「魏德邁報告中要中、蘇、英、美、法監護東北，如此友邦，令人憤悔。」事實上，這是魏德邁寄望的「國際干涉」，後世對此議題研究很少，美國當時做不到這點，可能由於蘇聯佔據東北而美國佔領日本，美國顧此則失彼，而且中共在東北戰場上反敗為勝，時間上也來不及了。台中市長陳宗熙說：「馬歇爾從前硬要我當局『容共』、組織『聯合政府』，而我國亦認為友誼敦厚，尊重其意，如今後果如此，逼得美國自認『中共有赤化中國的企圖』。」崔巍說：「美國是專為本身利益著想的國家，美援是有代價的。」市立中學廖先生說：「美國有意犧牲中國領土，早在雅爾達協定時就很明顯了，白皮書只是更現實了。」關於1945年2月美、英、蘇三國簽訂的雅爾達密約，實際上是一個新的不平等條約，蔣介石被蒙在鼓裡，這是中國大陸陷共悲劇的起點。之後史達林（中共方面譯為斯大林）是否提早告知毛澤東，以致抗戰勝利之前，中共已經準備全力部署東北？這是筆者做為歷史研究者長期放在心中的一個問題。

8月12日，《華北新聞》刊中國新聞社台北訊〈吳國楨暢論白皮書〉，前上海市長吳國楨說：「白皮書放棄尚有巨大力量之中國反共軍隊，……其中希望中國新領導者產生，……非常時期，國之領袖，必須卓越之聞望，豐富經驗，惟有蔣總裁具備此種條件。」當時吳國楨支持蔣介石出來收拾局面，並非李宗仁。吳國楨為親美派，他的態度至為重要，不久吳國楨由美國建議，蔣介石任命為台灣省主席。後來二人決裂，吳國楨遠赴美國，其中曲直牽涉到國民黨內部在台灣的權力鬥爭以及韓戰後美國開始維護台灣安全，形勢改變，蔣介石已經不再必要對美國一意屈從。

8月17日，《華北新聞》頭版〈中國必能永保台灣，絕不交聯合國托管〉，國民黨非常委員會委員及中國國民外交協會會長吳鐵城訪日，在東京會見記者時說：「即令共匪可以征服全中國，也需要幾年時間，決不是幾個星期，幾個月的事。」關於台灣問題，他「斷然拒絕將台灣交給聯合國託管的見解。台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台灣人完全是中國人，如果共匪不能獲得外國的飛機、軍艦，我們可以永久保護台灣。」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議題，美國當時判斷台灣遲早會陷入中共手中，由某方面放出「聯合國託管台灣」的風聲。在二二八事件前，台灣本地部分仕紳即有此種願望，並成為後來台獨論者有關「台灣地位未定論」的要件之一。事實上，戰後長期以來台灣獨立者仍然寄望由美國託管台灣，成為美台共治下的台灣政府，以避免中共軍事犯台或國共合作，將台灣納入中國版圖。近年來美國特朗普總統對中政策愈演愈烈，台灣獨立者認為是歷史契機，中共必然垮台，由是包括台灣內部的深綠民眾，在特朗普敗選後皆一面倒地認為拜登陣營「舞弊作票」，因為其希望幻滅，現在又開始拉攏拜登。所謂「聯合國託管台灣」，實質上即是由美國佔領，如同日本的情狀。然而蔣介石方面不可能同意，他必須東山再起，美國託管台灣，國民黨與其撤出中國的部隊與精英就失去了最後的根據地。事後證明蔣介石的決定是正確的，大陸西南和西北最後都沒有辦法守住，台灣以海峽為天塹，自1950年來和中共對峙七十年至今。而當時吳鐵城認為全中國陷共還需要幾年的時間，實際上也是誤判，三、四個月後，除了蒙、疆、藏以及東北仍在蘇軍監治之下，中共基本佔領了中國本部，約略具有明朝的版圖，中華人民共和國經過不到十年經略，將新疆、西藏、東北納入中國版圖。

8月17日《華北新聞》緊接著的標題是〈外交部宣佈：美國白皮書所載內容，我政府持嚴重異議〉，外交部代部長葉公超於16日發表書面聲明：「美國國務院所公佈之中美關係白皮書，中國政府業經閱悉，中國政府歷年來所堅持的之兩個基本認識，美政府已往抱不同見解，今已獲得相同之結論。其一為，中國共產黨乃徹底之馬克斯主義者，且為莫斯科之工具，其二為，蘇聯確已破壞一九四五年中蘇條約之條文與精神。」當時國民政府所發出對美國白皮書的回應，可以說是非常溫和的，明顯仍然寄望美國的支持，而其中最主要的是美國確實開始其反共政策，這個政策的落實是在次年五月的韓戰爆發後，美國在東亞形成防共第一島鏈，並將台灣納入。而此刻，非常詭譎的，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並未跟隨國民政府遷往廣州，反而留在南京試圖建立美國與中國新政權的關係；而蘇聯駐華大使羅申卻隨國民政府遷往廣州。這件事後來傳誦一時，但是到底史達林的想法為何？沒有明確的答案。當時史達林並不反對國共劃長江而治，不論如何，史達林和國民黨政府在1945年8月簽署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史達林不能完全自食其言。而從「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到「美國對華白皮書」，都使中華民國與國民黨在實質與形象上皆遭受重大損害。至於才情過人的葉公超，後來在駐美大使任內關於外蒙進入聯合國案與蔣介石不同調而被撤職。

8月17日《華北新聞》同版刊出〈政府下旬遷渝〉：「行政院副秘書長倪烱聲一週前來重慶部署政府疏散事宜，現在已大致完畢，日內飛回廣州覆命。」這件事相當「烏龍」，後來自重慶遷台更為遙遠，不少國民黨要員與中層幹部解放後滯留重慶，命運悲慘。同版標題〈馬步芳離台，臨行對記者說：「拚力打幾個勝仗給大家看看」〉，其中說：「西北軍政長官馬步芳將軍於十五日下午七時偕副長官胡宗南乘專機飛抵台北，晚十時即赴草山晉謁總裁。」可以看出，當時幾位重要的部隊官長仍多以蔣介石為最高領導人。但是馬步芳和胡宗南之後皆在西北敗仗，幾乎孤身來到台灣，所留殘部許多在韓戰中成為炮灰，至為悽慘。

1949年夏，中華民國與國民黨在風雨飄搖之中，美國公布「白皮書」，無異落井下石。事後說明，美國政府對於中國大陸陷共，並非沒有責任。而當時國民黨在大亂中，尚能穩住腳步，所依靠的是蔣介石的佈局以及許多跟隨來台的忠貞之士，包括筆者的父母，可謂「板蕩識忠臣」，在三千多年來的中國歷史書寫中，此事值得記上一筆。對於在大陸的失敗，蔣介石當然有重要責任，但是他能夠及早安排政府各部門部分人員與裝備逐一撤退來台，之後長期堅守與發展中華民國以及保存部分中華文化，仍可以說是一個英雄人物。

事隔71年，兩岸及國際時空變化很大。今天中華民國的處境，似又重複著當年的情形，中共兵臨城下，可是中華民國在台灣已退無可退，對於據有中國大陸的中共政權協商的實力與條件不足，是以中共方面「武統」之聲四起。一方面，台灣社會中缺乏當年從中國來到台灣具有高度決心與信心的諤諤之士，認同與堅守自由中國，另一方面，台灣內部統獨對立，不能團結自強，局面的勉強平衡與穩定，來自於美國可能的軍事干涉。事實上，國共雙方的戰爭與和平議題遺留至今，並未解決。歷史的走向是迴旋地回到了當年的視域。

那麼，中華民國何去何從？台灣何去何從？中國何去何從？歷史的謎底，隨著時間的拖曳，終會圖窮匕見。筆者對於回答這個問題的線索，來自思考人與歷史的關係，這個問題的解決，還在於做為廣義的中國人的身份，在我們的歷史洪流中，在觀念和行動上，如何互相推動著歷史巨輪的轉向。

就美國的角度看，1949年以後，歷經波折，由馬歇爾、季辛吉、卡特、雷根到歐巴馬等領導人，期望中國共產黨的性質由「和平演變」的過程中產生轉變，成為民主體制，甚至開明專制，似乎是失敗以至失望了，於是在特朗普總統任內由於國內外的形勢而走上了美中衝突的局面，將中共蘇聯化，必擊垮、拖垮之而後已。對於這個影響人類歷史的命題，我們更需要深入一層的檢視。事實上，我們不能準確地判斷中國共產黨在本質是否改變了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意識形態、世界觀與治國方針，但是整個中國的狀態確實是自1970年代開始的美中關係中產生了巨大的變化。這樣的變化，是中國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經歷無數挫折與掙扎中所產生的現代化社會的一個雛形。雖然在外觀上中共政權以及中國政府仍有著馬列主義的樣貌，然而，值得我們思考的，是整體中國（包括台灣、香港），過去四十年多來在科學與經濟方面實質上的進展（筆者認為香港終將回復正常，並且繁榮興旺），從中國歷史以及（廣義的）中國人的角度來看，我們不應鼓勵再度產生孤立中國與中國人的思維與政策，也更不應該激化彼此之間的對立與仇隙。雖然就我個人，做為一個中華民國與國民黨遷台第二代「遺民」的複雜心情，緬懷我們當年在國家動盪下，多少人包括我已去世的父母，在台灣與本地同胞胼手胝足地勉力撐起中華民國與台灣的現狀，由此我們對於中華民國和台灣有著深厚的感情與倚賴，而對於中國朝代可能發生更迭的留戀與失落感，也是正常的、可理解的情懷；但是，重點在於目前在兩岸和台灣內部雖仍有著政治思維的不同以及對於政體認同的分裂，筆者認為我們必須珍惜與維護著兩岸（包括香港）都已經出現的、難能可貴的「現代化初級階段」的社會，做為中國人、台灣人、香港人與海外華人，大家應齊頭並進，至於反中或反共，親中與親共，俱應在其中逐漸地融釋掉，以一個新生的中國世界做為共同的盼望與目標。由是，下一階段大家是以什麼樣的方式融合起來，應該由我們自己來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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