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良平：打造中國的新社會契約

「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這是共產黨政治的最高境界，但它總停留在理想上。究其原因，主要是所持政治主張和理念包容性不夠強。

毛澤東時代，除了大批人被當作階級敵人實行「專政」外，內部的派別鬥爭的處理，也往往是將對手打成「資產階級代理人」「反革命」「機會主義分子」「走資派」等等（斯大林大清洗時則統稱為「人民的敵人」）。

這樣做造成積怨太深，使恐懼和戾氣充斥社會。知識分子、專業技術人員和企業家等，在任何現代社會都是生產力的中堅，卻被當作「臭老九」送去打掃廁所、干體力活，被當作剝削階級打倒，再被踩上一隻腳，一踩就是幾十年。私企老闆至今地位尷尬。

中國的長治久安需要一個寬鬆得多的社會契約，來包容儘可能多的人。比如美國建國契約——獨立宣言和憲法，不僅僅凝聚了當時13個殖民地精英的共識，而且之後200多年其外延不斷擴大，逐步包容了所有種族、宗教、階級、性別、價值觀、政治傾向等的人，形成了一個世界意義的範式，造就了一個最強大，最具創造力和創新精神的超級大國，根本原因就是它的價值觀和原則具有很強的包容性和普適性。

比起共識不再、社會撕裂的美國和其他許多西方國家，當今世界中國更有條件率先達成適應新時代的社會契約。中國社會相對穩定，國家認同意識強，政府支持率高，經濟增長快，各方面事業發展比較順利，綜合國力直追美國。這是個有利時機來為今後百年的繁榮昌盛打下基礎。

美國憲法和獨立宣言是七八個「國父」關起門來炮製的，是迄今最成功的「頂層設計」。如果放在今天大眾民主的激烈爭鬥下，恐怕永遠達不成一致。在民粹主義興起的許多西方國家，也是如此。但中國具有這種頂層設計能力。

但首先必須克服一直以來契約意識的模糊：為人民服務、以人為本、以人民為中心、中國夢、民族復興等等。當今世界沒有任何政府不自稱為民的，中國從三皇五帝就有樸素的民本思想，但歷史上的統治者有多少真正做到了執政為民呢？缺少可操作性和無法追責的許諾都涉嫌忽悠。要避嫌忽悠，就要思路清晰，尤其要搞清楚幾個關鍵問題。

首先是意識形態問題。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顯然不是包容性社會契約的好基礎，試圖在此基礎上達成全民共識，反映出了一些帶根本性的模糊認識和教條主義。

馬克思主義分析的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仍然存在，而且近來似乎更加尖銳複雜了；它指出的方向似乎也是大勢所趨。但馬克思沒有預料到資本主義會在他死後近一個半世紀仍然強勁，也沒有預料到20世紀以來的中產階級革命，更沒有料到社會主義革命會發生在不發達國家，以及嘗試實踐他的理論的蘇聯和東歐共產黨國家，會在一夜間崩潰。

這些沒有料到的重大歷史事件，說明了馬克思的理論的局限性。更重要的是，新技術革命推動下的生產關係正在向後工業社會演變，而馬克思主義是工業社會的產物，其局限性會越來越突出。

換言之，現在需要的不是回歸而是創新，創新的價值遠遠大於回歸正統。唯有創新才有可能使社會主義被更多人認同和接受，從而成為新社會契約的理論基礎。要想用正統馬列來統一思想，就只能退回到計劃經濟；在一個多元化的社會，靠不許人講話和控制輿論是達不成共識的。控制恰巧說明理論缺少說服力，需要發展創新，而思想控制恰恰阻礙了它。

鄧小平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是為實際需要做的變通，也是理論貧乏的表現。40年改革開放實踐後，仍然停留在這種貧乏上就說不過去了。相比之下「人類命運共同體」更能反映歷史的發展方向，但卻同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等正統相矛盾。

中共又在強調「共產主義遠大理想」了，說是「信仰大於天」。但馬克思從來沒有系統闡述過共產主義社會形態，他認為尚不存在的社會形態是無法研究的，所以僅僅給出了一些基本原則，如平等、自由、「各盡所能、按需分配」、人性解放、階級和國家消亡等等，最根本的是克服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

這些都不是什麼遠大理想，是現在就可以努力爭取的，而且這種努力必然會超越馬克思，因為它必需依據馬克思看不到的現實世界的發展變化。「遠大理想」必然虛無縹緲，但現實努力卻可能達成新社會契約。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右邊來的危險在大大降低了，但仍然存在。既得利益集團為了利益的最大化，仍會大力推銷自由主義，以便維護他們的龐大的財產和寡頭壟斷地位。這樣擴大貧富差距，造成1%和99%之間的對立。

第二個問題是中華文化要面對的更根本問題：是否承認天賦人權。但這裡的要害，不是自由主義主張的個人主權，而是理清個人與集體的關係。一方面只要是公民，無論是地富反壞右還是臭老九，都享有不可剝奪的權利，這在中國的憲法和法律上已經有所體現。

但另一方面的現實是，一旦以人民、國家、黨或其他集體的利益為名，任何個人的權利和自由都可以受到侵犯，尊嚴和價值被碾壓，尤其是在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指導下。

高壓下盛產刁民，出不了公民；沒有公民就沒有公理，要有公民就必須明確政府權力的界限，在每個人周圍建立一個安全帶，使他有安全感。不同文化在界定集體和個人的關係的尺度不同，結果也不一樣，但兩者不可相互抹殺應該成為共識。

第三個需要梳理的問題是官民關係。這裡包含了若干次級問題，首當其衝的是：治國術里是否保留「威嚇」的手段。中國傳統中的下馬威，公堂上的殺威棒，砍頭、凌遲和誅九族等等都是常用統治手段。現在文明多了，但領導仍要立威，官府需要震懾來維持秩序，使大眾服從。

一方面這是人性中固有的傾向，很難克服，另一方面當局往往發現威嚇很管用。但從現代文明的標準來看，這不得不說是個陋習，導致了廣為詬病的「長官意志」，也是「威權主義」壞名聲之源。治理手段用公理和法律取代威嚇是歷史進步。

其次，傳統民本主義的官民關係，是放牧而非民主關係，百姓渴求的是好皇上和青天大老爺。中共常講人民當家作主, 但施政仍主要是傳統的牧羊式，官民之間制度化的聯繫太少。西方選舉民主的一個弊病，是選舉時以民為本，選舉後則以獻金的利益集團為本。中國的新民本主義需要摸索出比普選民主更優越的制度，使民主和良治無縫結合。信息社會的技術手段和制度創新為此創造了廣大的空間。

第四個是黨政內部的各種關係。要保證政權的人民性，就必須在制度設計上增加官員對老百姓的依賴，減少他們對上級的依賴；要保持社會契約與時俱進，就需要有一整套制度來不斷更新共識。中國目前的制度的議政平台明顯不足，糾錯機制也不完備。黨內民主程序形同虛設，壓不住各級各地各單位中的專權傾向。

政治過程的封閉性也使宮廷政治仍有市場，這些年宮斗連續劇大紅大熱，很不利於政治現代化。上級可以節制下邊的土皇帝，但最高層無人節制，只能靠自覺自律。而大權在握後，自律最難，自覺則靠個人修養。擴大議政平台和定期對主官信任投票似有必要。

第五個是法治的問題。這裡有兩個密切相關的問題。一是克服中國自古以來的人治文化，這方面中共做了大量工作，八九十年代推行了數個全民普法五年計劃，現在正在推行法治政府，依法治國。但權力過於集中助長了人治文化——走關係比走法院管用，也產生了第二個老問題：法大還是黨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已被接受，但司法機構都處在各級黨組織之下。司法獨立是個繞不開的問題。

理清了這些問題，就有可能打造出一個面對新時代的社會契約，凝聚社會所有的力量、發揮每一個人的潛能。這麼個契約對政府的合法性，國家的長治久安，民族的復興，人民的福祉具有長遠意義；也將大大拉近中國同其他國家的距離，便於它們理解和一定程度上認同中國，不再將中國看作異類，壓縮「中國威脅論」的市場。

 

文章原刊於《聯合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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