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海澄：年輕人不相信政府 如何取信於民？
早前，中大一個調查發現九成受訪高中學生對政府並無信心，學者更分析指年輕人最希望獲得尊重，與其他成年人「平起平坐」。的確，每個人都曾經年輕，都經歷反叛期，就如半杯水理論一樣，年輕人容易受環境影響作出改變。今天反抗政府的年輕人，經過循循善誘後，說不定明天成為政府的朋友。作為政府，除了令犯法的年輕人得到應得的懲罰後，更重要的是在社會回穩後，必須想方法與年輕人坦誠溝通，互相了解，而並非以高高在上的姿態，只要求年輕人服從命令。
定期舉辦青年論壇 建立溝通橋樑
時而勢易，政府過去以持分者為主導的諮詢模式早已過時，在出現大型的社會動亂時，政府根本沒辦法與的新世代直接溝通，而社會亦沒有人可以代表時下年輕人。在「沒有大台」的情況下，若要取得年輕人的信任，政府先要建立一個與年輕人直接溝通的平台，聆聽與了解年輕人的聲音。過往一段時間，政府雖然努力地用不同的方法吸納年輕人的聲音，如成立創新辦聘請年輕人參與政策研究、諮詢委員會推出青年自薦計劃等，其成效並不顯著。究其原因，是當中被吸納的人數只是整體年輕人的冰山一角，而政府背後思維沒有改變，繼續沿用持分者為主導的諮詢模式，誤以為加入政府諮詢組織的年輕人，就可代表整體年輕人。在此情況下，政府與大部分的年輕人不是無法溝通，而是從來沒有溝通。
溝通是雙向的，高官的講話及政府的宣傳片全是單向發放訊息，並不會輕易地建立互信。如果政府希望日後了解年輕人心聲，應拿出誠意，各個局長及政務官應每星期花不少於三小時與年輕人直接對話，形式可以是公開論壇及小組會議，提供一個讓年輕人發聲的平台。這項做法其實是參考新加坡，其國會議員包括身兼部長要職的議員，在處理議會及政府事務外，仍會回到自己的選區進行「會見市民環節」，不僅要處理市民求助個案，更重要的是「接地氣」，理解市民的訴求，協助施政。
回到香港，行政機關在制定政策時，其實猶如閉門造車，政務官並沒有豐富接觸市民的經驗，最多只會接觸持分者如議員及商會等，政策容易傾斜業界利益。在處理特定界別議題的政策，政府可能比較到位，但牽涉全社會的大議題情況或者是一些政府未熟悉的界別，如年輕人時，政府往往無法理解及解決最急切的問題。
國安法與疫情的確令香港社會變得穩定，在全力抗疫以外，社會能否在後疫後長治久安，還看特區政府如何軟硬兼施，與年輕人重建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