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詠紅：誰希望中國繼續改革開放？

 

中國和歐盟在去年的最後第二天宣布完成了具有標誌性的中歐投資協定。這份歷時七年談判才達成的協定，如果當年如歐盟方所期望般，在30個月完成談判，中歐雙方高層與媒體估計會皆大歡喜，視為雙贏結果。

跌宕七年後，這場談判總算走到終點。雖然中國在勞工權益、國企補貼透明度、強制性技術轉讓等癥結點做出了前所未有的讓步，並被歐盟領導人認可為中歐關係較此前平衡了，西方精英輿論卻呈現一片「狼來了」的不安。「中國才是贏家」，歐盟因小失大、「歐美中了北京的離間計」等聲音不絕。

不只是波蘭等從中歐投資協定中獲利較少的中小型經濟體，包括來自德國以及英美的精英評論，大多為美歐錯失聯手遏制中國的機會而表示遺憾惋惜。有評論敏銳地看到中歐投資協定是中國加入世貿以來最重要的經濟協定，但它們對於中國進一步開放的承諾也沒有很大的喜悅。

這清楚反映出，歐美精英對中國已經形成強烈疑慮，因此與中國交往都要考慮到中西方的價值觀、人權與政治實力競賽；擱置意識形態與政治制度差異，共謀經濟已不可以被接受，讓中國以開放國內市場換地緣經濟與地緣政治利益，西方就可能吃大虧。這當然是過去幾年，國際上各力量對中外關係進行「冷戰操作」的成果，而中國早幾年對外展示的強勢姿態，以及2020年冠病疫情造成的中外關係緊張，也助長了這個趨勢。

準確而言，中歐投資協定的全稱是「中歐全面投資協定」（EU-China Comprehensive Agreement on Investment），加上「全面」二字，更能說明其價值。相較於亞細安與中國等15個簽署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中歐投資協定旨於處理到雙方的結構性差異，尋求形成雙方認同的勞工、國企補貼法律框架和共同規則，而RCEP的主要職能是減低關稅，便利貨品與服務的流通。中歐投資協定，是兩者中更高層次的國際經濟協定。

據歐盟方面間接披露的內容，該協定所承諾的條件，包括處理國企補貼透明度問題，大幅度對歐盟企業開放高端製造業、金融服務，在北上廣深這類大城市開放醫療服務業，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等，這些都可望成為中國國內經濟改革的催化劑，形成改革的倒逼機制。

不過，不止歐美精英對中國承諾進一步開放反應不積極，中國民間輿論也沒有對該協定所提示的經濟開放展示出很大熱情，而是更着重該協定的戰略意義，比如中國早前通過RCEP「綁定」了亞細安與周邊，如今再「綁定」歐洲，可化解被美國孤立的風險，避免走上前蘇聯的道路。與此同時，中國國內開始感到壓力，金融業等受影響領域的國企已在私下抱怨，民企也不歡迎來自外企的更大競爭。換句話說，國內對於進一步的開放與可能催生的改革，也沒有很大期待值。

在2020年歲末，中國著名學者鄭永年撰文指出，中歐投資協定預示了中國的第三次開放，他並期許中國的第三次開放會始於今年開始的第十四個五年規劃，期許通過第三次開放、也是單邊開放，掌握話語權和規則制定權。鄭永年相信，中國已經積累了足夠的物質財富和經驗來應對全球化所帶來的負面影響。

換一個說法，中國已經有實力抵擋單方面對外開放帶來的經濟壓力。這大概也是西方精英對中國的開放熱情不高的原因。一方面，他們認為中國所承諾的開放程度依然有限，繼續質疑中國的承諾能否被檢驗；另一方面，他們更深怕與中國的合作等於認可，而且協助中國越來越強大；與其期待中國在開放中發生變化，一些人相信施壓、孤立與隔離才是更有效的對華策略。

中國國內對進一步改革開放的勁頭也不高，雖然原因不同。在經濟領域，中國利益結構已趨於固化，在精英與民眾眼中，更大開放或許意味着「內卷」加外來競爭；至於在思想與政治領域，自由派知識分子看到的或許是，當局倡導的此改革非彼改革。

儘管出現「第三次開放」的呼聲，但從企業界反應看，民間支持改革開放的力量並不高。回想10多年前，國內外曾對中國改革開放遲緩而不耐煩，對體制構成緊張與壓力；如今換了一副光景，中國高層仍倡導深化改革，但國內卻不再熱情，那誰將是中國繼續改革開放的主體？應對外在競爭，中國的實力已更強，但改革也更難了。

 

文章原刊於《聯合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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