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丹旭：香港治權回歸
北京將修改香港選舉制度的傳言喧囂塵上一陣子後，靴子終於落地。
中國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前天正式提出，要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最急迫的是完善香港的選舉制度，確保香港管治權牢牢掌握在愛國愛港者手中。
這是繼去年推出《香港國安法》後，北京再祭出收緊對香港管治的強勢動作。外界預計，北京很可能按照訂立《香港國安法》的形式，在下周開幕的全國人大會議中，對落實「愛國者治港」及推進相關制度改革作出決定並啟動程序，香港政治秩序大變革山雨欲來。
北京此次重磅出擊，強調「愛國者治港」和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急迫性，核心落在「治權」二字上，目標是收回被香港的各種政治力量各別掌控和被分散的治權，實現香港治權的完全回歸。
1980年代中英就香港前途問題進行談判時，英國曾提出「主權換治權」的構想，主張在放棄對香港的名義主權後，延續對香港的管治權；但中國堅持主權和治權不可分割，談判還曾因此陷入僵局。最終，雙方妥協的結果是「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也就是香港繼續保留資本主義制度，港人組成行政機關和立法機關管治香港，並且享有高度自治權。
香港1997年回歸後，中國恢復對香港的主權，但一直沒有嚴格恢復對香港的治權。
北京在外交、國防等關係到國家主權的事務上取得掌控，在治權上則取態寬鬆，主要局限在香港特首的選舉和任命上，並未延伸到香港管治的其他層面，例如立法會、區議會、司法機關。北京對香港教育、媒體，以及香港社會的影響力，更是非常有限。
區分主權和治權的做法，在香港回歸後很長一段時間並未造成太多緊張。不過，近年來香港社會發生變化，尤其是2019年反修例運動後，香港政治生態翻天覆地改變，北京深刻認識到對香港治權的掌控不足，不僅讓中央失去對香港基層的影響力，也讓香港社會對北京的觀感越來越差。
這還演變成為新的危機——反對陣營能通過掌握香港的治權，侵蝕北京對香港主權。
《香港國安法》落地後，暴力抗爭雖然煙消雲散，但泛民主派與北京對香港管治權的爭奪暗流涌動。香港立法會內，泛民議員持續「拉布」，用各種議事規則阻撓會議程序，讓立法會陷入半癱瘓，掣肘港府施政。去年9月的立法會選舉如果不是因疫情延後，立法會恐怕已經「變天」。泛民中的激進派當時都承諾，會在當選後否決所有政府的法案，包括財政預算案，以癱瘓港府。
泛民在2019年區議會選舉大獲全勝後，鋒芒直逼特首選舉委員會，大有左右下一屆特首人選之勢。北京很清楚，若按這個趨勢發展下去，很可能在治權爭奪中敗下陣來，徹底失去對香港的掌控。
此外，一些泛民人士以反對中央政府和主張「港獨」為政治資本，並在國際社會尋求支持，倚仗西方勢力向中央施壓，這對北京而言更是嚴重觸碰了主權底線。
反修例運動中，一些學校公開鼓勵學生參與街頭抗爭，加上之前香港教育界強烈排斥包括國家認同在內的愛國教育，讓北京質疑香港教育存在迎合港獨的政治目的。北京意識到，長期沒有在教育上落實治權，港人對國家的認同已被嚴重削弱，對北京有效維護主權構成了威脅和挑戰。
面對反對陣營搶奪治權衝擊主權底線，北京要從制度着手，把「不愛國」人士徹底排除在香港的政治架構外，而且中央將主導這個過程。儘管夏寶龍強調，「愛國者治港」絕不是要搞「清一色」，但不可否認的是，未來香港政治中，留給泛民的空間只有做「忠誠的反對派」。有泛民人士也質疑，北京只想設立一套可操控、實質猶如委任的選舉制度。
修改香港選舉制度相信只是第一步，圍繞「愛國者治港」的制度體系完善，未來會涵蓋更多領域，例如香港的司法機構。這場大變革後，香港會不會進一步大陸化，兩制的空間是否會縮小，香港的多元、開放和包容會不會褪色都值得觀察。
北京依然堅持，「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沒有改變，只是「完善」，並強調鄧小平當年提出「港人治港」時，就定下「必須由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治理香港」的界限和標準，以淡化變化可能引發的焦慮。
不過，北京要說服別人沒有改變會越來越難，而這個「改變」是不是愈來愈好，中國大陸社會主流與港人群體，恐怕也是各有看法。
文章原刊於《聯合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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