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向偉：個人所得稅：降稅率促消費正當其時

格力電器掌門人董明珠身為全國最富有的女性之一，卻一直為低收入人群發聲，她也因此而大受歡迎。格力電器是全球最大空調製造商，年營銷額達2000億元（約300億美元）。

董明珠替低收入人群說話的典型例子是：過去幾年，她始終如一，堅持呼籲政府改革備受爭議的累進制個人所得稅，提高起徵點，這樣多數工薪階層可免交個人所得稅。

作為全國人大代表，2018年以來，董明珠堅持借人大會議的機會，每年都呼籲提高個稅起徵點。她建議把起徵點從現在每月5000元提高到1萬元。今年人大會議3月5日開幕之前，她對媒體表示將繼續推動她的提案。董明珠解釋道，在外需下滑和對美貿易摩擦不斷的背景下，中央強調擴大內需促進國內消費，而提高個稅起徵點將有助於提升消費能力。

其實，董明珠並非孤軍奮戰。恆大集團董事長、地產大亨許家印和福耀集團董事長、玻璃大王曹德旺等一批富有影響力的富豪，也都做出了類似的呼籲。人大會議期間，民眾更關注經濟和民生問題。今年的人大會議將審議批准新的五年規劃（2021-2025年）以及2035年遠景目標，因此格外重要。

毋庸置疑，媒體會競相報道董明珠及其他人大代表的建議，這也將是人大代表討論的熱點，但要說服政府立即採取行動，可能性似乎不大。

董明珠及其他人士的論點之一是，提高起徵點有助於提升購買力和消費能力。另外，個人所得稅對國家稅收收入的貢獻率僅為6.5%左右，因此，即使進一步降低個稅貢獻率，對國家財政的影響也微不足道。

中國上一次提高個稅起徵點還是2018年10月，當時起徵點由每月3500元提高到5000元。據官方估算，提高起徵點後，個人所得稅納稅人數從1.87億（佔勞動人口44%）降至6400萬（約佔勞動人口15%）。而現實情況是，由於逃稅及少報收入等，6400萬應納稅人中實際繳納個人所得稅的人數，還會更少。

然而，中國財政專家認為，如果把起徵點提到1萬元甚至更高，個人所得稅徵收就會被進一步邊緣化，納稅人基數將進一步減小。他們認為，這對提高納稅意識不利，還會使未來稅收改革更為複雜。

也許，這正是政府未採納提高起徵點建議的原因。就個人所得稅改革而言，政府還面臨其他壓力。對中國領導人來說，更重要更緊迫的問題應是降低高達45%的個稅最高邊際稅率，並減少稅率檔級，使稅收體系更符合國際做法。

與美國一樣，中國實行的是累進稅制，稅率從3%至45%。

中國財政專家及包括前財政部長在內的前高級官員也坦承，對應納稅收入8萬元以上人士徵收45%的所得稅，妨礙了政府擴大納稅人基數的努力，影響了投資環境的改善，干擾了吸引國際人才的步伐。

前重慶市長黃奇帆一直呼籲，稅制改革的優先項之一就是降低45%的個稅最高邊際稅率。在美國，聯邦稅中最高一檔的稅率也不過是37%。

上世紀八十年代，在中國通過個人所得稅法時，設定個稅最高一檔稅率為45%，而企業所得稅最高稅率設定為55%。之後，政府多次降低企業所得稅，現在企業所得稅稅率已降至25%，而個人所得稅最高一檔稅率依然維持在45%，未做調整。

政府遲遲不作調整的一個關鍵因素是，希望利用個稅稅率這個工具，解決收入不平等問題。中國收入不平等問題一直在加重，並已引發了廣泛不滿。

這或許可以說明董明珠及其他富豪為何一直呼籲提高個稅起徵點，而不是降低最高一檔稅率，避免被指責是為自己爭取利益。其實，降低個稅最高檔稅率的意義，遠遠大於提高起徵點。

高稅率已導致高收入人群，尤其是私營企業家和文娛界人士，尋找和利用合法或不合法手段來逃稅避稅。其結果可想而知，個人所得稅已基本淪為針對中產階層的工資稅。

早在2017年，黃奇帆就曾建言把個稅最高稅率降到25%，與企業所得稅稅率保持一致。財政專家也一致認為，低稅率會「激勵」高收入者主動納稅。同時，稅務部門也要加強稅收徵管，打擊逃稅行為，這將有助於擴大稅基，從長遠看，會增加稅收收入。

前財政部長樓繼偉去年也公開表示，支持黃奇帆的觀點，但建議把最高檔稅率降至33%。

在經歷40多年高速增長後，中國經濟增速預計將進一步放緩。中國正尋求促進創新和提高生產率的方法和途徑，因此在降低最高檔稅率上，政府將面臨更大壓力。

促進創新，吸引和留住人才至關重要，尤其是海外人才。各地吸引人才的競爭，已日漸白熱化。

深圳是粵港澳大灣區11個城市群中的創新科技中心之一。深圳去年宣布，國際人才的個稅稅率為15%，與香港的標準相當。海南正努力建設全國最大的自由港，也已宣布為高端或急需人才提供15%的個稅稅率。北京也不甘落後，正考慮出台類似措施，預計今年晚些時候將公布具體細節。

其實，如果未經中央同意，這些地方不大可能出台這樣的優惠稅率。在某種程度上看，這說明中國領導層已認識到，高稅率不利於促進創新創業。

因此，為避免因允許一些省市試行優惠稅率而出現新的地區不平等現象，中央應採納黃奇帆和樓繼偉等人的良言，降低個稅最高檔稅率，並在全國範圍內實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