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之瑜：「愛國者治港」在仁愛與博愛中的辯證
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石之瑜應邀出席由清華大學日本研究中心舉辦的《傅高義紀念講座》第4講。（圖片來源：網絡直播截圖）
中評社北京4月26日電（實習記者 王婉君）4月25日，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石之瑜應邀出席由清華大學日本研究中心舉辦的《傅高義紀念講座》第4講，以「愛國者治港——在『仁愛』與『博愛』兩種關係之間辯證」為題，從政治思想史的角度討論「仁愛」與「博愛」兩種觀念對於人物、人際、政治的互動和辯證關係。石之瑜指出，當下對香港問題的評論往往忽視兩種文化背景的差異，應該將其置於長遠深厚的思想史基礎去看待「愛國者治港」中有關「愛」的理解。清華大學日本研究中心主任李廷江主持本次講座。
石之瑜首先指出，「愛」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被重新認識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密不可分。納粹統治刺激人們的反省：如何化解人人內心深處都有侵略與毀滅的精神需要？如何解決人跟人之間出現的群體分裂？精神分析心理學家代表人物Erich Fromm認為應該透過培養愛的能力，重建人與人之間的關係。James Glass則主張透過安全感充分的社會賦予愛，重建人們的安全感。
對此，石之瑜總結歐美近代思想史上，愛國的「愛」當屬「博愛」，奠基在平等國民之間對安全的相互關懷和保證，是透過安全感建立與陌生人的愛，個人形成了對群體的愛。因此在個人與群體之間，沒有其他的身份差異能攔截愛國的熱情，因為是靠群體保護了這些個人在身份上所主張的差異，「國」成為個人認同的重要內涵。
石之瑜接着點明儒家的愛是倫理的愛，體現在尊卑秩序中，並非平等個人之間的愛，與「博愛」在本質上有明顯差異。倫理秩序擴大就是國中之秩序、天子與諸侯之間的秩序。石之瑜指出，天與天子都是自然關係的衍生，天子的角色就是愛民。既是角色，則不失乎個人情感或身份意識差異，而是貫之以「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的禮與儀。他認為古代社會中的「民」並不理解這種角色，天子要教導他們進入倫理的角色，則需做到「足食足兵」，首先保證這些人的生命與生存權利。
石之瑜指出，從這一角度可以看出「博愛」與「仁愛」的相通：天地之大德曰生，自然法與自然權利同樣是生。他強調了兩處差異：一是，博愛存在與個人之間，政府是社會契約的產物；仁愛存在與角色之間，是自然契約，是天命。二是，博愛驅動慈善，出於個人自況、自發，否則將導致侵略與毀滅；仁愛基於角色，是尊卑之間必須的施予，否則就會違背天命。
因此他總結「一國兩制」兼顧兩方面的內涵——博愛：權利的絕對保障；仁愛：物質性的施予與尊卑角色的授予。石之瑜進一步指出，愛國者的「愛」存在完全相反的兩種理解：對博愛哲學家是停止「一國兩制」，對仁愛哲學家是修復「一國兩制」。
與會的香港學者容應萸和日本學者Mariko TANIGAKI認為，可以進一步從「信」的角度挖掘文化背後的具體內涵，對於港府與香港社會之間的「角色」轉換同樣值得研究。
中評社記者在問答環節中問，「愛國者治港」是否是在實踐理性和君子從權的特點上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呼應和回歸？石之瑜回應指出，「愛國者治港」對愛國者是一項很大的挑戰，因為必須要掌握這個社會有什麼樣的需要。他以禮品為喻，認為愛國者必須要對社會的每一個階層開展調查，從而安排不同的禮品，這才是仁愛，即透過愛自己的對象，他才能夠真正完成愛國的任務。
講座的最後，石之瑜拋出一個發人深省的問題：兩種愛是不是真的能夠共存？他指出，現階段還難以對該問題做出清晰的判斷，但關鍵是要在五花八門的立場中反省背後的思想史的原因。清華大學日本研究中心主任李廷江總結指出，香港問題還處在轉型過程中，「愛國者治港」如何從理念變成現實，讓大家都能接受，對此，石之瑜教授聚焦於「博愛」和「仁愛」的辯證關係，為我們提供了一把很好的鑰匙和一種全新的角度。我們能做的是要認真刻苦地進行實地調查研究，實實在在地梳理問題背景，最終達到把現實的困惑轉變為廣泛的共識。
文章原刊於《中評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