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慶成：《蘋果》停刊後的港媒定位
1995年創刊的《蘋果日報》，可說是一家令人又愛又恨的香港報紙，過去26年對香港以致兩岸四地的傳媒生態影響深遠。由於創辦人黎智英一直高調參與政治，該報上周迫於政治壓力停刊後，有關傳媒與政治之間應該保持什麼關係的話題，連日來也引起許多人討論。
香港報業史可以說始於1840年代，當時正值鴉片戰爭後，一些西方傳教士前赴香港，辦報弘揚教義，但早期出版的都是英文報章。直到1853年《遐邇貫珍》創刊，才是香港第一份以中文為主的報刊。
《遐邇貫珍》由西方宗教教育團體創辦，每月一期，目的是向中國讀者介紹西方。所以該報刊每期印3000份，除了香港，也發行至上海、廣州、福州等通商口岸，直到1856年停刊為止。
到了1874年，香港終於出現了第一家由中國人獨立經辦的中文報紙，這就是由王韜及黃勝創辦的《循環日報》。《循環日報》也是中國報刊歷史上第一份「華人資本、華人操權」的日報。
《循環日報》與《遐邇貫珍》一樣，其創辦都帶有一定的政治目的。王韜作為創辦人，每天都會撰寫一篇政治評論文章，內容主要是評議時局，鼓吹洋務，倡言變法自強，在中國國內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開創「文人論政」先河。林語堂也因此推崇王韜為「中國新聞報紙之父」。
可以說，《遐邇貫珍》和《循環日報》正好反映了香港初期報業的兩大特色。一是根據西方的新聞觀，傳媒應該是「依據事實報道新聞」，而早年的香港辦報人卻視媒體為論政喉舌。
二是香港雖然地方狹小，但由於靠近中國大陸，成為許多報章影響中國政治的一個平台。在不同時期，不同政治勢力皆希望通過香港媒體發揮一定的影響力。
二戰後，香港多種報刊相繼復刊，繼續保留了香港傳統報章的辦報特色。譬如，戰後中國爆發內戰，國共兩黨就在香港營辦報刊進行輿論戰，左派有《大公報》和《文匯報》，右派則有《香港時報》和《工商日報》。
這個情況直至1997年回歸前，都沒有太大改變，香港一直是不同政團黨派爭奪的「輿論前哨陣地」。香港新聞自由長期以來相對寬鬆，成為150多年來一塊特殊的「新聞綠洲」。
1997年回歸中國後，香港人的生活模式和以往一樣，不同政治理念光譜的傳媒也繼續百花齊放，形成左中右並存的局面。親中的有《大公報》和《文匯報》，信奉西方理念的則有《信報》和《明報》等。
黎智英在1995年創辦《蘋果日報》，以政治挂帥，其實也是延續了香港報業的傳統特色。唯一不同的是，該報對政治的介入程度更高，包括旗幟鮮明的反共，經常直接公開號召港人上街，參加反對北京及港府的抗爭活動等等。
我和《蘋果日報》直接的接觸不多，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在2006年新加坡首份免費報紙《我報》創刊前，我陪同總部同事到《蘋果日報》訪問和交流。
當時《蘋果日報》社長是知名文人董橋。對於遠道而來的新加坡同行，董橋和《蘋果日報》管理層非常熱情，特地請我們留下吃飯。大家在飯桌上觥籌交錯之際，自然也談到了《蘋果日報》的前景。
當年香港特首剛好是曾蔭權，他的民意支持率一度高達七成。《蘋果日報》不諱言，這段日子是反政府的低潮，報紙銷量跌了不少。一位《蘋果日報》高層說：「但我們仍會和中共鬥爭，看誰更長命。」
《蘋果日報》高層如此樂觀，因為回歸後北京當局基於「一國兩制」的緣故，保留了英國留下來的新聞自由傳統，繼續讓香港媒體可以自由地批評中國政府。《蘋果日報》雖然長年不為中共所喜，也成功逃避了當局扼殺。
然而黎智英和《蘋果日報》管理層忽略了一點，北京可以容忍香港媒體反共，但前提是要尊重一國兩制，不能脫離北京的管治。這也註定了港獨勢力在2014年「佔中」壯大以後，《蘋果日報》的生存空間也越來越小。特別是2019年反修例運動過後，當北京在香港的權力受到直接威脅時，《蘋果日報》便成為北京非拔除不可的眼中釘。
如今北京透過《香港國安法》整頓壹傳媒集團，迫使《蘋果日報》報社熄燈關門，自然是意料中事。《蘋果日報》的停運，也意味着香港報業近200年來成功塑造的「輿論自由平台」特色，從此不再復見！
文章原刊於《聯合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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