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深度：李巍析拜登時代中美競爭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專聘研究員李巍日前接受中評社專訪，就拜登執政以來中美關係現狀、美國對華政策、美國台海政策、美國聯盟外交、中美經貿關係、氣候變化合作等議題予以全面解讀。
談及當下中美關係，李巍表示，此前大家「希望拜登任內中美關係會發生某種積極改變」的期待幾乎完全落空。當前，中美關係正在戰略競爭的軌道上越走越遠。而且，拜登政府實際上給中國帶來了更大的壓力，主要體現為近幾個月來中國外交環境的重大變化。
這主要與拜登政府對華政策的特點有關，李巍認為，拜登政府的對華政策體現為兩個特點：一是，在對華政策上，美國的建制派和非建制派的想法具有高度一致性，美國對華戰略的共識已經跨越了黨派和朝野。二是，拜登政府的對華戰略和手段目前來看，比特朗普政府要更有章法，這體現了建制派外交的特點。
在台灣問題上，李巍認為，拜登政府當前依然堅持在台灣問題上的戰略模糊，並還會採取「切香腸」的方式不斷挑戰中國政府在台灣問題上的底線。事實上，美國本身並不想同中國發生一場軍事衝突。我們要保持對台灣的戰略和軍事上的威懾，如果美國有「切香腸」動作，我們可以採取相應的措施與其對衝。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可以迫使美國在台灣問題上保持冷靜。
在美盟友問題上，李巍指出，拜登上台後開始全面重整美國與盟友之間的關係，構建拜登政府的「新聯盟戰略」。「新聯盟戰略」包括四大體系，分別是「五眼聯盟體系」、「美歐大西洋聯盟體系」、「印太聯盟體系」和「七國集團」。目前，整個西方世界的聯盟復甦的速度很快，特別是在中國問題上採取了很多一致的宣誓和行為。拜登的聯盟戰略是中國需要高度關注的。但是，美國的盟友也並非鐵板一塊。中國手中是有砝碼的，最大的砝碼便是巨大的市場，中國的市場對整個世界都有巨大的吸引力。同時，中國在軍事上對美國的盟友都不構成緊迫的威脅。美國想在軍事和經濟上進行盟友動員存在較大的困難。
在經貿問題上，李巍表示，目前中美兩國的經濟事務負責人已經進行了三場通話，這是一個很好的跡象，說明中美的經貿團隊在開始接觸，而且是很核心的經貿團隊正在進行接觸。雖然雙方的正式經貿談判不會很快啟動，但對話總比不對話好。經貿關係仍在中美關係當中發揮着至關重要的作用，任何低估經貿關係在中美關係中作用的判斷，都會導致對中美關係的誤讀。
談及未來中美關係，李巍表示，過去中美之間曾發生過發生過多起非常嚴重的事件，但是很快兩國關係又恢復正常，所以中美關係總體上韌性是很強的。現在我們說中美關係很壞，這也是符合歷史事實的。儘管目前還沒有發生炸館、撞機那樣的惡性事件，但是整個中美關係的趨勢是比較嚴峻的。
最後，李巍指出，在兩個關鍵的領域，中國跟美國還有很大的差距，那就是金融和科技。中國在金融和科技領域的弱勢是中國崛起的巨大短板，也導致中國的崛起是不平衡的崛起。於中國而言，未來的中美競爭一定是開放體系中的競爭，而不是當年美蘇封閉狀態下的競爭。但這種開放的競爭取決於中國對開放的管理和駕馭能力。中美哪個國家能夠更好地管理和駕馭開放，哪個國家就能在這一場曠日持久的競爭當中勝出。
以下為專訪全文：
對拜登希望幾乎完全落空 拜登政府給中國帶來更大壓力
中評社：拜登上任已有半年，您如何評價當下的中美關係？拜登政府對華政策具有哪些特點？
李巍：從目前拜登執政以來的表現看，總體上我們對美國新政府的任何正面期待都已經喪失殆盡了。在此之前，我們密切關注美國大選，希望美國大選結果會對中美關係有所改變。尤其是，有很多人寄希望於拜登上台後中美關係至少可以部分重回以前的正常狀態。
之所以會有這種希望，主要在於特朗普作為一個「非常態」的美國總統，他任內的一些做法是我們從未見過的。此外，拜登與中國有着很深的淵源。在拜登擔任美國副總統和議員期間，他曾四次到訪中國並與中國四代領導人——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以及時任中國國家副主席的習近平會面。不僅如此，拜登還同中國社會各界都有深刻交流，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拜登作為美國副總統訪華期間，專門在北京與中國最頂尖的國際關係學者進行了一次對話，這是非常少見和難得的。因此，可以認為，相比於歷任美國總統，拜登此人實際上很了解中國並同中國社會各階層都有一定的交流和聯繫。
總體上看，通過過去四十年拜登同中國人打交道的實踐來看，我們曾經認為，拜登總體上是一個比較溫和的人，對華相對比較友好。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希望拜登上台之後，能夠扭轉特朗普時代劍拔弩張、硝煙四起的中美關係。當然此前也有人預測到，我們並不能對拜登政府有過高期待。原因是，我們不能指望一個人來改變中美關係，拜登作為美國建制派的代表，他不會像特朗普一樣按照個人情感制定對華政策，拜登所代表的一定是美國的國家利益。但儘管如此，我們依然希望拜登任內中美關係會發生某種程度的正面改變。
不過，從目前來看，我們的期待幾乎落空的，這表明美國的國內政治氛圍不會受一個人的左右，哪怕他是國家總統。當前，中美關係恐在戰略競爭的軌道上越走越遠。此前坎貝爾在斯坦福大學的演講已經再度明確代表美國建制派宣布「美國對華接觸政策已經全面結束」。或許以前我們還可以認為，特朗普作為非建制派，其聲音未必代表美國主流戰略界。但是拜登四個多月來的執政表現及其團隊的表態，則說明在對華政策上，美國的建制派和非建制派的想法具有高度一致性，美國對華戰略的共識已經跨越了黨派和朝野。這是拜登政府對華政策的第一個特點。
第二個特點則是，拜登政府的對華戰略很有章法。拜登與特朗普不同，特朗普在新冠疫情暴發以來對中國下了很多「狠手」，許多行為都是沒有章法和戰略邏輯的，而且虎頭蛇尾，不少甚至真的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而拜登本人有着豐富的外交經驗，其外交團隊也非常老練。拜登政府在以一種很有章法且符合國際規則的「打法」應對中國，反觀特朗普，他雖然「氣勢洶洶」，但戰略卻有頗多漏洞。在與特朗普「交手」的後期，我們實際上摸出了不少經驗，中國的外交局面總體上其實還不錯。因此，我們認為，實際上是拜登政府而不是特朗普政府給中國帶來了更大的壓力，主要體現為近幾個月來中國外交環境的重大變化。
美依舊保持台海戰略模糊 切香腸施壓中國
中評社：國內外媒體和智庫都多次提起，台海已經成為世界最危險的地方。您認為，與特朗普時期相比，拜登上台後，台海局勢發生了哪些變化？拜登政府的台海政策是否已經清晰？
李巍：美國多年來一直堅持在台灣問題上的模糊戰略，始終不回答「如果中國大陸採取非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美國將採取何種方式應對或是採取多大程度地介入」這一問題。而且，在美國的任何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從未詳細闡述美國在台灣問題上會採取什麼具體步驟和方法。
拜登政府當前依然堅持在台灣問題上的戰略模糊。我們可以看到，在拜登政府的《過渡時期國家安全指南》和《2021戰略競爭法案》中，美國的很多戰略都是公開和透明的，但在台灣問題上美國卻不會直接清楚說明「我們要幹什麼」，這是其模糊戰略。
另外，在台灣問題上，美國還會採取「切香腸」的方式。美國不會過度挑釁中國大陸的底線，而是會慢慢地、一步步將中國大陸「逼向牆角」，一步步跨越大陸的紅線。比如六月初美國三個議員乘坐軍機訪問台灣，這實際意味着美國的軍事力量落地台灣。美國的軍事力量撤出台灣是中美建交的基本前提，因此，自美國軍事力量撤出台灣後，我們對於來自美國的軍事力量在台灣的存在是高度敏感的。但是這次落地台灣的不是戰鬥機只是軍用運輸機，而且搭載的不是軍人是三個議員。這就是美國「切香腸」戰略的典型實踐。
美國這種「切香腸」的戰略實際給中國大陸帶來巨大考驗——「我們應該如何應對？」我認為，在台灣問題上，時間站在大陸一邊。面對美國的「切香腸」戰略，我們可以同樣採取「切香腸式」的回應。比如，我們要保持對台灣的戰略和軍事上的威懾，如果美國有「切香腸」動作，我們可以採取相應措施與其對衝。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可以迫使美國在台灣問題上保持冷靜。
事實上，美國本身並不想同中國發生一場軍事衝突。回顧冷戰的歷史，當時美蘇之間矛盾分歧巨大、鬥爭極為激烈，尚未發生直接的軍事衝突。而今中美兩國有諸多利益交集，且又處於核時代，美國也沒有做好心理準備同中國發生軍事上的直接衝突，儘管它在軍事上可能是有準備的。
拜登政府高度實用主義 對美外交要更靈活
中評社：在談到中美關係時，拜登政府強調「美國需要利用本國資源和力量，也需要和盟國與夥伴合作，與中國展開競爭，但同時也會在某些領域與中國合作」，中方強調「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二者有什麼區別？對於拜登政府強調「競爭但不衝突」，中方應如何應對？
李巍：中國特別希望跟美國建立政治上的對等關係，「合作共贏、相互尊重」是中方強調的要點。「相互尊重」意味着兩個國家是相互平等的，中國要求同美國平等的地位，但是美國長期認為自己是霸權國家、不認為「中國是與其平等的對方」，這是中美雙方戰略訴求的很大區別。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此前表示，「美國和中國之間存在着一種多層面的關係，這種關係中有競爭，也有合作。美國需要利用本國資源和力量，也需要和盟國與夥伴合作，與中國展開競爭，但同時也會在某些領域與中國合作。」這說明，美國現在也意識到，美國在很多領域需要中國的幫助，比如氣候變化領域，中美兩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佔世界的40%以上，如果沒有中國的配合，美國應對氣候變化目標基本上是不可能實現的；再比如，在2008年，如果沒有中國的支持，美國也很難平息幾十年未遇的嚴重金融危機。
鑒於此，美國也意識到，在很多方面中國對於美國是不可或缺的，因此美國也希望兩國不是全面對抗關係，希望雙方在某些領域進行合作。美國也不吝於主動採取動作與中國加強合作，包括派氣候大使約翰·克里來中國。
儘管中美關係劍拔弩張，但拜登政府是一個高度實用主義的政府。「該鬥爭的鬥爭，該合作的也要有勇氣合作，」這其實也體現了拜登政府外交手段的專業性和靈活性。因此，我們亦不能用非黑即白的方式處理中美關係。中美關係極其複雜，美國國內也存在着多元性力量，在對美外交上，我們也要採取一種非常靈活的方式。
美國盟友非鐵板一塊 中國有重要砝碼
中評社：拜登上台以來，積極恢復並加強與盟友的關係。您認為，未來中國與美國盟友的關係是否會出現較大的變化？是否可能出現美國盟友與美國一起圍堵、遏制中國的局面？
李巍：拜登政府領導下的美國與其盟友的關係，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過去幾個月，中國的外交環境整體上相對於特朗普時期更加惡化了，主要原因就是拜登在全面修復美國在西方世界的領導力。拜登上台後開始全面重整美國與盟友之間的關係，構建拜登政府的「新聯盟戰略」。「新聯盟戰略」包括四大體系，分別是「五眼聯盟體系」、「美歐大西洋聯盟體系」、「印太聯盟體系」和「七國集團」。目前，整個西方世界的聯盟復甦的速度很快，特別是在中國問題上採取了很多一致的宣誓和行為。拜登的新聯盟戰略是中國需要高度關注和重視的，因為中國不能以一己之力對抗整個西方世界。
但是，美國的盟友也並非鐵板一塊。日本和美國在一些問題上就有很大分歧，「五眼聯盟」中的新西蘭在中美之間一直糾結，其他國家更是如此。因此，在美國「復興」這樣一個巨大的「盟友機器」時，其運轉速度和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中國。在西方重新團結起來的背景下，對中國外交的考驗是很大的。值得注意的是，在當今國際形勢下，拜登政府想搞出一個無縫的聯盟體系，其難度是非常大的。中國要採取非常有效的方法分化和瓦解美國的聯盟體系，一定不能「眉毛鬍子一把抓」，將所有西方國家都視作「美國的走狗」。我們可以採取差別化的政策：在不同的議題領域上，要有輕重緩急。面對不同的對象，要分出層次，對於在根本性利益上對我們進行了傷害的國家，要堅決鬥爭；對於沒有實質性傷害我們利益的國家，要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對於相對中立的國家，要盡可能團結；對於對華友好國家，要進一步使其站在中國一邊。
而且中國手中是有砝碼的，最大的砝碼便是巨大的市場，中國的市場對整個世界都有巨大的吸引力，而且中國在不久的將來一定是世界上最大的進口國和最大的對外投資國，這樣一個國家很難被孤立。而拜登主要是利用價值觀和共同的安全利益來構建聯盟體系。價值觀事實上並不能夠維持持續的聯合體，而中國也不是一個在軍事上四處擴張的國家，拜登以此二者團結盟友恐不能服人。很多國家都是務實的，更在乎的是經濟利益。因此，中國要用好「巨大的市場」這張牌，而且也有必要剋制自身的軍事目標。
中評社：作為美國在東亞的重要盟友，日本、韓國相繼同美國聯合發佈了聲明，聲明中提及台海和南海等中國內政議題。您如何看待美、日、韓三國的關係？他們之間的合作會對中國造成什麼影響？
李巍：坦率地講，在中國問題上，美、日、韓三國是很難走到一起的。因為在中國問題上，這三個國家有各自的利益分歧。尤其是，日本和韓國之間在安全、政治、外交、經濟領域有着很多矛盾和分歧。因此，美國採取雙邊手段，分別同韓國和日本討論相關涉華議題或許是更為現實的路徑。
我們必須高度關注日本首相菅義偉和韓國總統文在寅在過去幾個月先後到訪美國華盛頓一事。眾所周知，疫情之後，正式的元首互訪都已經停止了。但是日韓領導人居然還實地到訪華盛頓，與拜登進行了面對面的會談，這說明，美國付出了很重大的外交資源拉攏韓國和日本。
美國為何這麼做？主要是因為，日本和韓國是中國的近鄰，他們對中國構成的壓力近在咫尺。美國的亞太戰略需要日本和韓國的配合。此外，當前拜登正在構建供應鏈的聯盟。在拜登政府看來，中國對美國的挑戰主要是經濟方面的，包括產業領域和技術領域。美國希望可以在產業和技術競爭方面全面壓制中國的崛起態勢，但這並非美國一力可完成的。在特朗普時期，美國在經濟上同中國「單挑」，但三年之後，在這場「經貿戰」中，中國並沒有屈服。因此，拜登政府現在採取的措施是，在製造業上同中國進行曠日持久的競爭。這種競爭一方面包括美國製造業的迴流，另一方面企圖將中國的供應鏈轉移到其他國家。除此之外，還包括在高科技領域對中國進行「圍堵」。在這些方面，美國需要日本和韓國這兩個製造業大國的配合。如果沒有日韓的配合，美國的對華經濟壓制戰略是不能夠實現的。
具體來看，美國需要在半導體方面依賴日本和韓國。美國下定決心要阻止中國在半導體產業的崛起。美國已經建立了半導體聯盟，還在華盛頓召開了半導體峰會，並且升級了特朗普任內在半導體領域的對華制裁措施。但是要看到，美國的半導體在整個世界的實力分佈中實際上是呈下降趨勢的，其所佔的份額越來越少。因此美國必須要得到韓國和日本的幫助和配合。日本在半導體產業上游的原材料環節和生產設備環節有很大的優勢，韓國則在半導體產業鏈的中游和下遊方面都具有較強的競爭實力。
除了半導體之外，在新能源領域亦是如此。拜登曾說，美國已經在新能源汽車領域落後中國很多了，美國需要奮起直追。新能源汽車的核心就是半導體，且需要高容量的車載電池。這種車載電池目前高度依賴中國的寧德時代。因此，如果美國要在新能源汽車上壓制中國，那麼它必須解決電池產能問題。而能在電池方面與中國寧德時代競爭的只有韓國和日本的相關企業，比如LG、SK化學、鬆下等等。日韓領導人去了華盛頓之後，日韓相關企業紛紛承諾要加大在美國的電池產業的投資。
除了半導體和新能源領域，在包括新冠疫苗、稀土在內的其他產業，美國也需要日韓共同配合其經濟戰略。美日韓或會形成經濟、科技、產業聯盟，這是我們應當十分關注的趨勢。
當然，形勢倒也沒有那麼悲觀。日本和韓國在中國都有巨額投資，高度依賴中國市場。中國具有廣闊的市場，並是日韓最大的出口國，他們對中國都有很大的貿易順差，在中國獲得了巨大的經濟利益。如果日本和韓國想要徹底地在經濟上倒向美國，他們也會付出沉重的代價。是否選擇完全站到美國一邊，日韓兩國也會仔細權衡。因此，我們要進一步用好中國的市場優勢。
中評社：您剛剛主要是從經濟上談到了美國同日本和韓國的關係，那麼，在軍事安全領域又會如何？
李巍：日本和韓國有着各自在安全領域的關切。中國近些年來的快速發展，尤其是軍事實力的不斷增強，都會使日韓兩國感到惴惴不安。這兩個國家同中國也都存在一些領土上的爭端，且日韓都是貿易國，其對外貿易的航行通道高度依賴於南海，所以南海問題亦是日韓的重點關切。
因此，日韓兩國的確在安全上對中國存有疑慮。但是，我們也應該注意到，日本於韓國之間也有着十分複雜的矛盾和分歧，這種矛盾並不比中日矛盾、中韓矛盾小。因此，對於中國而言，我們要盡量在安全問題上取得日韓兩國的諒解。我們要談清楚自己的安全目標，我們的軍事目標主要是防禦性的，而不是擴張性的，要盡可能化解兩國對中國不必要的擔憂。
在東北亞問題上，美國是域外國家，中國、日本、韓國是當事方。我們可以多做工作，保持耐心，以中日韓三邊的務實合作來對衝美日韓三邊機制。
模式之爭更加激烈 中國當用心做好自己的事
中評社：老師，我們知道您曾經有一本書，名字是《制度之戰：略競爭時代的中美關係》，想請問一下，您認為中美兩國在制度方面的競爭主要表現在哪些方面？尤其是我們看到疫情爆發，說中國制度的優越性在其中得到了很大的彰顯，您認為這種彰顯在中美兩國之間的競爭中又會起到什麼樣的影響，是否會進一步的去刺激兩國之間在制度方面的競爭？
李巍：謝謝你關注到我的書。因為我這本書主要寫於奧巴馬時代，主要是基於對奧巴馬時期中美關係的一個總結和概括。因為奧巴馬特別強調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強調和中國的規則之爭、強調用規則來約束中國，這本書寫於這樣的背景之下。當時，中國也強調要獲取更多的國際制度話語權，所以當年奧巴馬在經濟領域採取了很多制度歸屬的戰略，比如搞TPP、搞TTIP，又比如在安全問題上建立規則，要求中國遵守以規則為中心的秩序，實際上這些都是美國試圖是以規則為武器和中國進行競爭。
那時，中國從總體上來說，特別希望提升我們在國際制度、國際規則當中的話語權，所以雙方有這樣一個圍繞國際制度或者國際組織、國際機構所展開的競爭。我當時以《制度之戰》作為書名，這個「制度」主要是指的國際制度或者國際規則。
但是為什麼關於制度競爭的話題，在特朗普時期熱度有所降低？這是因為，特朗普本身就是不按規則做事的人，他不喜歡規則，所以他要退出WTO，退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等一系列的「退群」行為。因此，在特朗普時期，中美之間似乎是一種赤裸裸的、叢林性質的「拳頭對拳頭」的競爭。
現在拜登上台之後，實際上中美在某種程度又重新恢復到規則競爭中去了。之前我在書中討論的問題主要是國際層面上的規則競爭，但是疫情之後，這種制度競爭或者制度之戰，更多地回歸到國內層面、國家層面的制度競爭，主要聚焦於兩種不同發展模式的競爭。疫情進一步暴露了中國跟西方的治理模式或者政治體制方面的差別。以前西方總是關心中國的經濟體制，覺得「中國是搞國家資本主義」，說「中國不是純粹的自由市場經濟」，給中國打上這樣的標簽。疫情暴發之後，中國跟西方在治理模式上的差別，包括在治理文化上的差別，已經被全面地暴露出來。
所以現在我們討論制度競爭，其實除了國際制度層面上的競爭之外，更多的是指這兩個國家治理模式上的競爭。我們討論的很多議題，包括美國同中國意識形態的衝突，也主要是因為中國的發展模式不為美西方所接受。
中評社：中國依靠所謂的「舉國體制」在疫情中取得了比較優異的成績，現在中美之間又陷入了這種意識形態的衝突中，且在輿論場上你來我往，您認為中國應該怎麼樣去講好自己的治理故事？
李巍：這個問題挺難回答。因為過去幾年我們花了很多資源，投入了很多人力物力，包括通過公共外交來試圖「講好中國故事」，化解中國跟西方世界的誤解，讓西方世界能夠更多地了解中國，但是總體上來說這個效果差強人意。
中評社：您認為「效果不好」的問題是出在哪裡？
李巍：之所以效果不太好，一方面是因為，隨着中國實力越發強大，國際社會對中國的關注越來越多，進而中國與其他國家之間的差別暴露得更明顯。中國過去默默無聞，現在走向了世界舞台中央，自然會被別的國際社會成員關注和研究。
另一方面是因為，我們或許有些急躁。中國對外表達最大的缺點可能就是把自己說得太完美，太完美以至於讓別人覺得你們真實的部分也不太可信。我們有時過於急切地想得到國際社會對我們的認可，但往往越想得到認可、別人越不認可我們，反過來又使我們更着急、更拚命地去講好中國故事。當然，確實有很多人講了中國的好故事。但一個國家是很複雜的，中國肯定也有很多還不夠完美的地方，但我們又不太願意去展現出不夠完美的地方，但這些不完美正是別人想要真正了解的。
所以我的建議是，第一，我們的心態要放平和。我們跟西方的誤解不是短期之內就能解決的。兩種文明之間的巨大差異，恐怕需要很多年才能夠找到一條共通之道，第二，我們還要回到中國的那句俗話，叫做「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我們現在這幾年做的很好，但是說的也不少。我覺得我們多做一點，適當地少說一點，這樣的話恐怕效果更好，要有一種「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的從容和自信。在講中國故事的時候，我們要避免用力過猛。中國現在就是舞台的中央，中國的舉手投足、言談舉止都在其他國家的關注之下。所以，我覺得我們不妨更加從容一點，把更多的精力用在做好自己的事情。我們做的好，別人一定看得到。
經貿關係於中美關係十分重要 雙方需理智視之
中評社：我們注意到，日前商務部的發言人表示，中美經貿領域已經開始正常溝通了，而且雙方溝通開局順暢，求同存異是共識，下一步將共同努力務實解決一些具體問題，推動中美經貿關係的健康穩定發展。對此，您是怎麼看的？您認為經貿方面這一良好的趨勢，能否為當下的中美關係帶來一些轉機？
李巍：目前中美在經貿領域有三場通話，這是一個很好的跡象，說明中美的經貿團隊在開始接觸，而且是很核心的經貿團隊正在進行接觸。但另一方面我們也要注意到，從目前雙方官方釋放的信息來看，肯定是有很多分歧，雙方用語也是非常之謹慎。
同時我們也注意到，美方經貿團隊就位以來跟他的盟友們進行了很密集的視頻會議和電話溝通，中國是放在最後的。所以，我們可以認定，美方是在同其盟友進行了溝通、協調了彼此在經貿問題上的對華立場之後，才來和中國來進行討論的。
但是，對話總是比不對話要好。尤其是，我們現在面臨的是美方全新的經濟團隊，他們的貿易代表、商務部長、財政部長都是新人，而我們這邊基本上是相對比較穩定的，所以我們也有必要去跟美國新的團隊建立一些工作上的聯繫。
不過，我不覺得雙方的經貿談判會很快啟動。我甚至覺得，很可能還會等到美國的評估報告出來之後，雙方經貿談判才有可能開啟。因為拜登政府已經表示，要對特朗普任內的整個中美經貿關係（包括第一階段的中美協議）進行一個系統評估，評估出來之後，美國才可能會和中國進行經貿的談判。再加上拜登當前還在推幾個重要的法案，他的主要精力還放在國內的立法方面。所以中美正式的經貿談判，我估計恐怕還要往後推一推。但關鍵是，中國得想好我們需要一個什麼樣的中美經貿關係，我們怎麼評估過去三年來中美之間劇烈的貿易戰及其對我們的影響，這是十分重要的。
中評社：過去常說「經貿關係是中美關係的壓艙石」。這兩年中美在經貿領域發生了非常劇烈的競爭，您如何看待當前經貿關係在中美關係當中的作用？
李巍：經貿關係仍在中美關係當中發揮着至關重要的作用，任何低估經貿關係在中美關係中作用的判斷，都會導致對中美關係的誤讀。儘管中美雙方圍繞貿易和投資關係展開了很激烈的競爭，但是我們假想一下，如果沒有密切的經貿往來，中美關係會是什麼樣子？那樣的話，中美關係很有可能會是典型的第二次冷戰。我們說現在中美之間不是「新冷戰」，原因就在於中美經貿關係所驅動的整個中美之間的複雜聯繫。中美之間的人文聯繫、人文交流都是依附着經貿關係的。因此，巨大的經貿往來是中美關係區別於當年美蘇關係的最本質要素。
經貿關係很重要，但是在分析中美經貿關係的時候，我們要分析得更加細致一點。經貿關係主要分為三大塊：一是，一般性的商品貿易關係；二是金融關係；三是投資關係。如果按照這三個方面做細致分析，我們就不能籠統地認為「中美經貿關係遇到了巨大的麻煩」。
首先從貿易關係來說，中美之間一般性的商品貿易肯定是遇到了比較大的問題，雙方的關稅壁壘現在已經很高了。但是美國對中國的服務業貿易還有很大的順差，在這個方面美國是得到利益的。在服務業貿易領域，中美還有巨大的拓展的空間，比如在衞生、醫療、教育、旅遊、文化、知識產權交易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合作空間。此外，即便是一般性的商品貿易，中美之間還是有一定空間的，主要體現在能源、農產品、高端製造業等領域。
其次，從金融關係來看，中美貿易戰打得雖然激烈，但雙方金融關係非常穩定。即便是特朗普個人採取了一些金融制裁行為，但總體上中美的金融關係還是很穩定的。中國依然持有巨額的美國國債，並沒有大規模拋售美國國債；中國的很多民營企業仍然積極地赴美上市，最近的案例就是中國的滴滴在美國低調上市，成為近來IPO規模最大的赴美上市企業。而且，美國對中國的金融投資也沒有減少。雖然美國在香港問題上批評中國，但是至少目前美國的資本並沒有大規模從香港撤出。所以，可以說，金融關係成為中美關係當中真正的穩壓器。
再次，從投資關係來看，中美之間的直接投資確實受到嚴重影響。特別是，中國對美國的直接投資出現了斷崖式的下降，這是因為美國嚴格的安全審查制度，導致中國對美國的直接投資受到了很大的影響。但另一方面美國對中國的投資不僅沒有受到影響，反而在不斷增長，最典型的就是特斯拉。特斯拉是中國第一個全外資投資的汽車製造廠，且在中國發展得非常好，去年一年的銷售額非常可觀。
所以中美雙方有很多利益共贏的地方，我們不能因為雙方有點經貿衝突，就低估經貿關係在整個中美關係中發揮的巨大正面作用。當然，在可預見的未來，中美經貿關係確實遇到了挑戰，這個挑戰主要在於美國有可能發動金融戰，而且技術戰將會進一步持續下去；另外，中國也有一些比較激烈的聲音，比如最近國內的社會氛圍對特斯拉就不是特別友好。如果任憑這種聲音佔主導地位，中美經貿關係恐會全面脫鈎。但我相信，中美雙方都有足夠的冷靜和理性來看待經貿關係對於兩國的重要正面意義。
拜登搞「民主國家供應鏈聯盟」 難度相當之大
中評社：現在有輿論認為拜登上台後，美國正在重組國家供應鏈，並拉攏盟友重組全球供應鏈。此外我們也看到五月份的時候，歐洲議會決定凍結《中歐全面投資協定》，那麼在您看來，美國是否正在主導排除中國的全球供應鏈？它的圖謀是否會得逞？
李巍：確實，美國正在主導排除中國的全球供應鏈。這個供應鏈聯盟也是最危險的一個聯盟。美國的聯盟是雙輪驅動，一是以意識形態為抓手搞「民主國家聯盟」，另一個則是以供應鏈安全為抓手搞「供應鏈聯盟」。
在供應鏈安全方面，部分國家也有一致的感受，比如日本和韓國都覺得他們在供應鏈上過於依賴中國，韓國就曾出台過「新南方戰略」，想要減少對中國供應鏈的依賴；日本在疫情期間也提出過要搞供應鏈的多元化；澳大利亞近年來同中國關係緊張，它也覺得在經濟上不能過於依賴中國。拜登上台之初針對醫療、半導體、新能源汽車、稀土這四個產業進行供應鏈安全評估。美國要解決自己的供應鏈安全，必須要回答「誰導致了供應鏈不安全」。既然是全球化來分配全球供應鏈，當然是一個相互依賴的事情，相互依賴意味着「你依賴別人，就相對不安全了」。但問題是，美國不會覺得依賴日本不安全、也不會覺得依賴歐洲和韓國不安全。所謂的「供應鏈安全」，美國是有所指的，指明是中國導致了美國供應鏈的不安全。美國認為，它不能把供應鏈過多的依賴給其戰略競爭對手。
所以拜登現在正在極力做的就是「民主國家供應鏈聯盟」，這是拜登很重要的大戰略。這個戰略如果搞成了，對中國的負面影響是不容置疑的。但是這個戰略也不容易成功。
我們剛才也分析過，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零售商品的銷售市場，有世界上最好的投資環境，還有豐富的人力資源和世界上最為齊全的產業鏈。蘋果的供應鏈就高度依賴於中國，日本和韓國的LG、三星、鬆下等企業在中國都有大量的投資，德國的大眾等汽車廠商高度依賴中國市場。這是因為，在中國投資設廠一方面靠近中國市場，另一方面中國也有比較好的產業環境。因此，美國要搞供應鏈聯盟，其難度相當之大。
供應鏈理論上是基於經濟的邏輯在全球分佈的，它是非政治化的，只要誰的商品質優價廉，我就買誰的商品。但是現在如果以質優價廉作為原則來決定供應商，那無疑是中國，在這個方面美國無法跟中國競爭。單純搞經濟的供應鏈聯盟不能夠成功，所以美國必須要把供應鏈問題和安全掛鈎、和意識形態掛鈎，所以搞出了「供應鏈安全」的概念。所以，地緣政治的緊張，實際上是美國的刻意為之，它要實現這種產業鏈的轉移或者供應鏈的轉移，必須要匹配一定的地緣政治環境的緊張或者一定要搞意識形態的動員。這樣我們就可以理解了整個美國戰略的邏輯。
《中歐投資協定》被凍結，確實是需要被關注的事情。拜登上台之後，他最大的戰略上的「成功」，就是分化了中歐關係。過去幾年中歐關係其實還是挺不錯的，特別是中國跟德國的關係。《中歐投資協定》在去年的最後幾天完成談判，這是中國經濟外交的重大成果。但是拜登上任沒幾個月，他利用新疆問題分化了中國跟歐洲的關係，這也說明了中歐關係是相當脆弱的。實際上，歐洲人在新疆沒有什麼實質性的物質利益，新疆問題主要關乎意識形態問題，拜登找准了歐洲人骨子裡對意識形態的關切。這就導致歐洲議會凍結了《中歐投資協定》，此外立陶宛也退出了「17＋1」機制。這事實上是美國政府想要攪動意識形態話題、來對中國進行合圍的體現。
應對氣候變化 中美可有諸多合作
中評社：中美兩國有很多有識之士也多次談到兩國在氣候變化領域的合作機遇，您認為這種氣候外交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去推進中美關係？
李巍：我覺得這是一個機會。現在中國和美國需要尋找兩個國家的共同利益或者共同的戰略訴求。應對氣候變化，我覺得是中美兩國的共同訴求。
首先這兩個國家在氣候問題上肩負著巨大的責任。我剛才說過中美兩國是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國，而中國也確實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即「注重經濟的高質量發展」階段。過去40年，坦率來講，我們的經濟發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我們經濟的發展是建立在高昂的成本基礎上，這種高昂的成本之一就體現在環境成本，對環境的破壞、水資源的污染、大量的空氣污染。那麼，我們接下來的經濟發展，一定要建立在綠色和環保的基礎之上，基於可持續性發展，要基於對我們後代負責。我最近剛剛去了大同，感受特別深刻。大同是中國的資源型城市、煤炭之都，但是現在大同整個綠色環保超出我的想像。這說明，這幾年我們花了很多的精力在環境治理方面，而且中國也確實需要肩負起二氧化碳減排的職責。
在這個方面我們跟美國的利益訴求是相一致的。首先我們的目標是一致的，就是要減排，我們需要有更多的藍天白雲，需要有更多清潔水源。另一方面，我們在具體的操作方面也有很多可以合作的地方。在這方面，並不是說中國單純地找美國去購買技術，中國也有很多先進的經驗。我上次還去了大同旁邊一個小縣城叫右玉，右玉當年因為風沙是一片不毛之地，但後來經過多年的努力，變成了鬱鬱蔥蔥的綠洲。這是中國經驗的植樹造林，沒有哪個國家比中國抗擊風沙的經驗更豐富了。我覺得中國有兩個故事要好好向全世界講，一個是中國脫貧的經驗，一個是環境治理的經驗。而美國在環境治理方面做的不是特別好，我在美國生活過，能感受到美國對環境資源，特別是對能源的浪費極大。所以我們在具體的做法上可以有很多合作。
此外，考慮到大國的責任，中美在政治上也是可以合作的。我們要共同為全球樹立規則，要共同在全球倡導一種綠色發展的理念。應對氣候變化是少有的中美在價值理念上高度吻合和貼切的領域，所以我覺得，它還是有很大的希望成為中美之間合作的基石。但是我們也不要高估它，因為相對於安全和發展，氣候變化問題很難支撐中美之間這兩個龐然大物的衝突性關係。
中美關係趨勢不容樂觀 兩國心態發生變化
中評社：現在中美都有學者認為過去40年可能是中美關係最好的40年，未來可能會越來越壞，對於這一預測您是如何看的？
李巍：從中美關係的意義上來說，過去40年是否能夠被當做是統一的時間段，其實也是有爭議的。比如說，1989年到1992年期間，中美關係也很糟糕；在整個90年代，中國入世的談判也受到美國百般刁難；後來還發生過南聯盟的炸館事件；此外，還有中美在南海的撞機事件。
我覺得從上述這些事件本身來說，比中美之間過去三年發生的任何一個事件都更加糟糕。坦率地講，現在中美關係雖然很壞，但是我們沒有發生過炸館事件，沒有發生過兩國的軍事力量迎頭相撞的事情。但是為什麼那個時期很快就克服了這些問題？這是值得去研究的。
中美之間曾發生過發生那麼嚴重的事件，但是很快中美關係又恢復正常，所以我想中美總體上韌性是很強的。現在我們說中美關係很壞，我覺得這也是符合歷史事實的。儘管沒有發生炸館、撞機那樣的惡性事件，但是整個中美關係的趨勢是不容樂觀的。
為什麼這個趨勢不容樂觀？我覺得原因也很簡單，第一是中美之間實力對比的差距越來越小，所謂的結構性矛盾越來越突出。另外，中美兩個國家之間的社會治理模式、國家治理模式差異性完全暴露出來。更重要的是，這兩個國家看待彼此的心態發生了變化。對美國來說，它以前覺得中國可有可無，根本不把中國放在眼裡，它一直一種非常高高在上的狀態。但是現在美國卻把中國放在整個外交政策的優先日程之上。此次拜登政府發佈的《臨時國家安全戰略指南》中明確提出，「中國是美國的頭號競爭對手」。而且，面對來自中國的挑戰，美國很焦慮，不像以前那樣從容自信了，這是美國心態的變化。對於中國來說，中國看待美國的心態也發生了變化。以前我們覺得美國是值得我們學習的，我們學習它的市場經濟、學習它的規則、學習它的技術。所以，美國有時候欺負我們一下，我們就忍了。但現在中國的心態也不一樣了，我們覺得我們需要得到美國的尊重。有時候覺得美國做得不好的東西，我們要直接表達我們的不滿。
所以在兩個國家的心態都發生變化的情況之下，我們不可能延續過去那樣一種關係模式。但要讓這兩個國家的心態適應新的結構狀態，我覺得還需要很長的時間。中美兩個國家都需要很長的心理適應期，美國需要適應一個正在快速崛起的國家；與此同時，中國恐怕也得思考，中國到底要需要一種什麼樣的中美關係？基於這樣一些變化，未來中美關係很難回到一種理想狀態，回到那種親密無間、能夠協調共振的模式。中美肯定在很多方面都會有激烈的競爭，但這種激烈的競爭不意味着中美關係就會出現劇烈的對抗。
我覺得，未來對中美而言，最大的挑戰是怎麼樣尋找到一種新的模式。一方面，這兩個國家彼此競爭、有着不同的社會治理模式，另一方面，又在經濟上相互依賴，如何找到一種新的關係狀態，這是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這種既不是美蘇關係、美歐關係，也不是19世紀維也納體系的那種大國協調關係。那麼，到底未來的中美關係是一種什麼關係呢？學者還需要加強研究。具體是什麼，或許只有歷史能來告訴我們。
中評社：最後，可以補充談一些您感興趣的話題。
李巍：我還想補充兩個方面的話題，一個是金融，一個是科技。
中美兩國之所以有現在這樣的關係，主要原因是中美兩國的實力更加接近。不過，我們要注意的是，在傳統的製造業領域、生產領域和一般性的貿易領域，中國正大幅度逼近美國，而且甚至超過美國。但是，在兩個關鍵的領域，中國跟美國還有很大的差距，那就是金融和科技。中國在金融和科技領域的差距是中國崛起的短板，也導致中國的崛起是不平衡的崛起。
未來中美的金融競爭恐怕是一種開放程度的競爭。我們可以看到，凡是金融比較發達的城市、地區、國家，開放程度都是挺高的。未來中國如果要和美國進行全方面戰略競爭的話，一定要彌補金融這個短板。我們現在比較擔心美國的金融「制裁」，因為它對我們的威懾和殺傷力還是挺大的，而且人民幣與美元的差距相當之明顯。我們的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從2009年開始到現在，已經搞了十多年了。坦率地講，人民幣國際化所取得的進展還是比較有限的。中國要想補足金融短板，成為世界上的金融大國，就必須要成為世界上在經濟上最開放的國家。
中美經貿戰中，關稅戰對中國的影響其實不大，尤其是疫情放大了中國貿易上的優勢。但是在技術領域，尤其是高科技領域，中國受到很大影響。我們必須好好思考中國的技術短板是何原因造成的。
怎樣才能成為一個技術創新大國？我覺得還是開放。技術不能搞內循環，尤其是今天的技術門類眾多，極其複雜，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夠獨立建立成體系的技術創新體系。所以技術創新一定也是開放的。
因此，於中國而言，未來的競爭一定是開放的競爭。但這種開放的競爭取決於中國對開放的管理和駕馭能力。中美哪個國家能夠更好地管理和駕馭開放，哪個國家就能在這一場曠日持久的競爭當中勝出；哪個國家率先走向封閉，哪個國家就會在這場競爭當中被擊敗。
文章原刊於《中評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