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飛龍：「李永達現象」與香港民主黨的政治裂變
李永達也跑路了，這是香港民主黨內外交困下的又一個重要政治事件。李永達是民主黨創黨元老，擔任過黨主席，在香港泛民主派陣營具有重要的影響力，也是非法佔中的骨幹力量。在民主黨面臨國安法和新選舉法壓力而陷入內部激烈的路線之爭時，李永達老將回爐，宣布參選黨的副主席，並力主不參與新選制下的選舉而側重地區工作，走類似「壓力團體」的路線，並堅持政治對抗。但李永達近日突然離港，拋棄一眾戰友，放棄堅守承諾，隻身跑路英國，未來政治作為難從判斷。
李永達是香港民主的一種現象，在民主運動發端發展之時投機性參與，在民主轉型及適應性生存的關鍵時刻卻避走外國，始終在政治私利與個人名利之間徘徊，難以成長為負責任的民主政治家。這種帶有「機會主義」性質的民主人格，是香港民主運動裂變乃至黑暴化的重要誘因。李永達出走對民主黨政治團結及路線方針的確定是重要的打擊，可能造成該黨進一步的裂變、分化、重組和衰落。不能真心回歸「一國兩制」，不能與佔中路線和修例黑暴路線嚴格切割，不能健全理解和認同國安法及新選舉法，不能形成穩定的路線共識轉型為「忠誠反對派」，原地打轉並時有退步的民主黨，政治前景並不明朗。
民主黨「政治跑路」並非個例，李永達之前有許智峯等人。當然，許智峯是畏罪潛逃，受到國安法的明確通緝，而李永達跑路的具體動機和海外發展前景尚不清晰，但至少可以確定其拋棄政治責任和黨友，害怕牽連到「黎智英案」而落入國安法制裁範疇。面對體制和法律環境的巨變，民主派在情感上無法認同，在利益上遭受重挫，在理智上難以堅持，跑路於是成為一種不得已的選擇。只是有的人高調地政治跑路，主張走本土主義甚至港獨的國際路線，而有的人則低調地為個人生存跑路，未必再走政治路線。
「許智峯們」、「李永達們」曾經是民主黨的領導力量和香港民主的活力因素，而跑路的他們無論今後選擇何種海外路線，都會與香港民主及香港社會漸行漸遠，最好狀態下是回歸私人生活，淡出政治，而更壞的情形是走港獨國際路線，繼續充當反中亂港的棋子。未來的路怎麼走，還是要看個人的操守和最終的良知。
李永達出走顯然對民主黨是一個傷害，不僅黨友泄氣、埋怨和譴責，而且選民也會對該黨公信力和政治道德產生嚴重質疑。客觀而言，香港民主黨本是可與體制合作的民主力量的典型代表，其提出的「民主回歸論」是可與「一國兩制」及基本法秩序對接兼容的政治民主化路線，香港回歸後的多次政改也確實大致按照這一路線向前推進並取得過局部制度進步。遺憾的是，香港民主黨在基本法秩序內的民主路線不斷遭受來自黨內外的挑戰，並經受政治分裂和本土主義的嚴重侵蝕，「民主回歸論」的溫和理性逐步讓位於本土主義的激進對抗。隨着香港政改鬥爭的激化、外部勢力干預的加深以及香港社會本身貧富分化與社會矛盾的升級，民主黨的「民主盟主」地位逐漸瓦解，公民黨分化出來走更激進路線，後來的青年本土主義加速民主代際更替及違法、黑暴路線的蔓延，「民主回歸論」不再成為民主派共識，風光日消，火候難再。
2017年6月，香港民主黨曾有重要的黨內政治文件《站在歷史巨人肩上》問世，操刀者乃一群上升中的黨內青年骨幹。其時正值香港回歸20周年之際，文件顯示「民主回歸論」的基本格調和理念仍在，追求普選及不支持港獨的立場仍鮮明。只是這種立場重述未必代表「民主回歸論」重回泛民主派共識地位。我們還注意到2016年公民黨建黨十年的宣言大談如何本土化，迎合青年激進心理和民粹求變意志，政治旨趣早已別異。至於經由國教風波和佔中運動而起的青年本土組織，則一味朝着「時代革命，光復香港」的黑暴路線狂飆突進，早已不再理會民主黨的溫和理性。在反對派陣營的大變局下，民主黨客觀上未能站穩立場，而是受到裹挾，並沾染嚴重的政治機會主義，對違法佔中和修例黑暴不能從原則和行動層面加以批判和鬥爭，不能真正維護基本法秩序並在體制內繼續追求民主。2010年之後的香港民主場域，話語和行動主導權逐步轉移到本土激進派之手，民主黨出現了奇特的「機會主義尾隨」現象，不僅被動跟進，而且日益偏離「民主回歸論」的初衷和使命。當民主黨的整體行動配合了激進路線，當黨內大佬和青年激進派裹挾跟進，當政治路線只剩下「普選」的抽象字眼，當行動手段不再受法律與非暴力原則節制時，民主黨的靈魂就已被掏空，而其政治團結和政治領導力必然一步步走向衰竭。
在國安法與新選舉法下，所有的泛民主派都面臨著嚴峻的政治檢討和政治轉型難題與挑戰。就新體制允許的空間而言，「忠誠反對派」是唯一可行的轉型目標，也是可以通過資格審查的基本測試項目。捨此，則或者解散，或者轉入地下，或者跑路而成國際派別，或者退出政壇回到專業和日常。但民主黨本身是民主政黨，在香港政治生態中有其歷史地位和角色，對民主發展負有使命和責任，難以和其他激進組織的選擇等量齊觀。事實上，在今年的「愛國者治港」及其選舉制度改革中，民主黨何去何從一直是一個風向標。因其歷史地位和標杆意義，如能經過合理的黨內大辯論和路線鬥爭而確立「忠誠反對派」的轉型目標，則可帶動香港泛民主派良性轉型，「一國兩制」的民主生態有望逐步修復，政治合作與理性商談的民主精神有望紮根。新香港建設，需要更多社會力量參與，需要不同政治光譜的共識凝聚與集體行動，需要拋卻自決幻想而回歸法治範疇，需要融入民族復興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時代事業之中。
民主黨內其實存在一定的清醒、理性和尋求轉型的新生改革力量，他們也試圖提出過某些建設性的政治議題來凝聚黨內共識並尋求選民理解和支持，比如在是否參選問題上的激烈爭辯，重設內地政制事務委員會加強對國家政策和戰略的研究，甚至設想過邀請權威學者授課指導，等等。香港民主黨的轉型其實可以建立在黨綱重述和法治確認的雙重基礎上：其一，以「民主回歸論」的更新表述，確認普選民主長期目標和民主參選及社區競爭的策略目標，重建和鞏固立足體制內合作競爭的民主路線；其二，明確承認香港國安法與新選舉法的正當性，與本土極端勢力和外部干預勢力嚴格切割，自我塑造為符合「愛國者治港」基本要求的新型民主派。
筆者曾熱情期待香港民主黨的改革力量藉助法律和民眾支持而果斷轉型，戰勝黨內腐朽老派力量和激進青年力量，走一條符合「一國兩制」和新法治要求的民主政治道路。甚至，筆者作為長期研究香港問題的內地法律學者，也非常願意為其授課，共同探討香港民主轉進道路和新香港建設路徑。遺憾的是，這一切基本成了幻影。民主黨至今仍深陷老派力量裹挾和激進勢力劫持的政治陰霾之中，一次次錯失政治轉型的良機，以多種理由推脫對香港民主再出發的探路責任，並夾雜各式骨幹人物的鋃鐺入獄、政治跑路與自私自利的個人盤算。本來新選製為香港民主正本清源，民主黨可擺脫本土激進陰霾，檢討和回歸既往溫和民主路線，與新體制形成理性合作互動關係，帶動香港民主走出「過度政治化」陷阱，服務香港社會福祉與國家戰略發展。但現實殘酷的：黨內無法統一認知和路線，新選制下無法決定參選，「忠誠反對派」的正道無法選擇，卻一直受到多種腐朽勢力裹挾而蹉跎歲月，耗盡時機，自甘邊緣，分裂分化，誤了蒼生和己身，如何是好呢？
總之，任何民主政黨和民主路線，如果失卻了為整體利益和法治秩序負責的責任倫理，如果斤斤計較於一黨私利或個人名利，如果不能正確認知內外環境的大勢變遷及具有基本的現實理性，其政治轉型與政治適應之路就會特別艱難。香港民主黨不願或沒有能力正視的恰恰是既往民主話語和路線中刻意疏離甚至對抗的「一國兩制」之「一國」的規範正當性和現實合理性，而徒以「民主」為鬥爭武器並受本土主義和外部干預誘導裹挾，夾在中間，喪失原則、立場和政治上的反思理性與果敢意志，那就不僅做不成「民主盟主」，連自身的政治生存都會岌岌可危了。當然，隨着黨內困頓、骨幹跑路、選民失望及新選制的結構壓力共同作用，黨內改革力量或仍有衝決腐朽羅網而奮然自新的政治可能性，通過黨綱重述、政治參選、政策競爭與制度忠誠的確認，實現政治上的新生，為香港民主新秩序的光譜確立一個民主派的新坐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