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成科：公民黨「亡也忽焉」 民主黨如何自處？

 

公民黨執委會年底換屆，主席梁家傑向傳媒表示，迄今都沒有收到任何有效提名，未能產生新一屆執行委員會。換言之，擁有逾16年歷史公民黨鐵定「斷莊」，料將啟動清盤程序。

對於一個政黨而言，16年的歷史並不算長，記得當年公民黨在2006年創立時，成員大多為學者、法律界人士，都是一班藍血精英，當時他們明言以為執政黨為目標，各界對他們都抱有一定期望，最終卻是「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短短十多年就經歷了高山低谷，最後卻落得冷冷清清黯然解散的收場。這既在於國際政治大氣候使然，也由於一眾領導層的昧於大勢，投向極端路線所導致。這樣一個政黨的消亡本身並不值得婉惜，但卻值得汲取教訓，「一國兩制」本來就為反對派提供了生存空間，但前提是不能挑戰香港憲制地位，不能逾越「一國兩制」界線，否則必將遭到強力反制，公民黨敗亡原因正在於此。

同一時間，另一個反對派大黨也進行了所謂改選，通過將中央委員會人數下限大幅修訂至10人，主席則由剛脫罪的羅健熙，在一人參選之下自動連任，莫建成及伍凱欣當選副主席。一個反對派大黨竟然連20多人的中委會成員也不能湊齊，反過來要修章減少中委人數，而早年還爭逐激烈的黨主席，也成為了「燙手山芋」，人人避之則吉，只餘下羅健熙一人還有意參選，反映民主黨已經成為了一個爛攤子，沒有人再有興趣接手。當選後的羅健熙也沒有多少豪言壯語，反而洩氣的表示民主黨有可能步公民黨後塵「不能排除民主黨日後會否面對同樣情況」。

羅健熙的說法並非杞人憂天，在香港進入政治新時代之下，激進攬炒、對抗中央挑戰憲制的政黨不可能再有生存空間。公民黨在創立之時，不單市民對他們有期望，中央也對他們有所期盼，期望這些大狀精英，能夠以理性態度問政，能夠成為「忠誠反對派」。但結果公民黨卻在民粹的拉扯下，一步一步走向激進，與社民連發動「五區公投」，在政治路線上愈來愈極端，由一個精英政黨變成激進政黨。2019年修例風波，公民黨更完全站在特區政府、站在中央政府的對立面，竟然走到華府「哭秦庭」求制裁，郭榮鏗回港時還沾沾自喜的扮演華府傳聲筒。當美國通過《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這個粗暴干預香港內政的法案時，公民黨額手稱慶，喜形於色。

當中央落實《港區國安法》，公民黨繼續對抗到底，繼續走「選舉顛覆」之路，參與違法初選。對於外界一次又一次的好言相勸，中央官員的善意提醒，公民黨置若罔聞，不為意甚。這樣的嘴面、這樣的立場，怎可能會真正擁護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區？最終公民黨多名參選人在立法會選舉中被DQ，意味着公民黨正式被拒諸香港選舉門外，宣布了公民黨的「政治死亡」。及後中央主導完善選舉制度，公民黨本來還有絕處翻生的機會，通過改變黨綱及路線，顯示公民黨願意回到愛國者的路上，但最終公民黨卻沒有把握機會，反而配合所謂杯葛選舉，此後公民黨的命運已經決定。

公民黨的衰亡並非由於政府的取締，而是在於沒有人願意「接莊」。為甚麼沒有人願意「接莊」？因為誰都知道公民黨已是一個「政治活死人」，沒有議席、沒有資源、沒有前途，在香港將沒有任何作為，這樣自然不可能有人會願意接下這樣一個政黨。可以說，公民黨之亡，在於其自身的崩壞，在於自身的錯誤路線，錯判了自身力量，錯估了國際形勢，錯誤地以為可挾民意挑戰中央，最終落得一個自取滅亡的結局。

在「一國兩制」下，本來為反對派提供了很大的生存空間，他們可以駡政府，可以做反對派，但卻不能做「港獨派」、「攬炒派」。這是香港從政的底線，由回歸第一日已經是這樣，公民黨成立時其實是知道這條底線的，可惜卻為了一時的政治利益不斷投向「攬炒」，最終玩火自焚。晚清名臣張之洞寫過一首《讀宋史》詩：「南人不相宋家傳，自詡津橋驚杜鵑。辛苦李虞文陸輩，追隨寒日到虞淵。」這首詩講的是愚忠，對公民黨來說則是愚蠢，愚蠢地投向一條自毀的路線，最終追隨落日到虞淵，走上一條死路。

公民黨亡黨，民主黨又怎樣？其實近年民主黨與公民黨的所為並沒有兩樣，所依仗者不過是經營多年的地區實力，以及幾十年的招牌而已。但在政治新時代下，民主黨如果仍然不改弦易轍，不改變路線回到愛國者路上，恐怕也不可能再參與選舉，沒有議席的民主黨，儘管還有一些政治遺產，但又可以苦撐多久？連改選也沒有人願意出來競爭，黨內有一定聲望實力者都避之則吉，這說明甚麼？說明民主黨正在走上公民黨之路，當下次選舉之時民主黨再被拒諸門外之時，應該就是民主黨解散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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