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景祥：中國學習什麼模式？

中國內地最近颳起「學德國」風，要以「德國模式」為師。內地近期重拳出擊，先後整頓互聯網產業、房地產、教育培訓，然後電子煙、網上遊戲等，都受到監管當局不同程度的「修理」！有一種說法，是中國經濟不能選擇第三產業為主的「美國模式」，要改為選擇高端製造業為主的「德國模式」。

不能選「美國模式」 要選「德國模式」？

以「模式」作為比較，往往會流於籠統、概括，作為一種描述還可以，但認為這個「模式」比另一個好，或這個應該學、那個不應學，很多時候都會欠缺說服力，而且沒有多大參考價值。

中國大陸改革要向外面取經，最早的學習對象其實是香港，領導人鄧小平當年說要摸着石頭過河，實際上「石頭」就是香港；香港曾經做過的，內地就翻版再做；鄧小平拍板設立4個經濟特區，深圳就是要模仿香港。中國的改革序幕，是要重新走入西方資本主義陣營主導的國際市場，而當時唯一有此經驗而又能為北京所用的，就是香港。

內地做事實用為主 不可能跟一個模式走

中國是大國，很難向一個國家的模式學習，而內地的做事方式主要是實用主義為主（不管白貓黑貓），一切為我所用，不可能跟着一個模式走。內地一些評論認為，美國經濟以服務業為主，佔了GDP達約80%，是經濟「空洞化」的結果，學不得。但德國服務業佔GDP比重其實也絕不低，達到70%左右。至於工業佔德國GDP比重約30%，跟美國工業佔GDP約19%比較，兩種「模式」相差約為整體GDP的一成。

初級產業、製造業、服務業佔GDP的比重由小到大，是各個經濟體發展的必然規律，也是衡量各經濟體處於哪個階段的指標，經濟發展水平高、人均收入上升，服務業佔比一定偏高，內地的經濟發展也一樣；現在中國大陸服務業佔GDP還不足60%，比重會繼續上升，但這並不表示製造業會「萎縮」，或產業技術會落後於其他經濟體。

美國高端製造業有優勢 德國金融業也不弱

就如美國服務業佔GDP比例高，但並不表示美國製造業沒落。2020年9月國家發改委產業司原司長年勇就曾經表示，美國一直沒有放棄製造業，2019年美國服務業佔經濟總量81%，其中逾60%都是為製造業提供服務的。

美國製造業的衰落主要集中在傳統行業，但美國高端製造業的優勢仍然存在，包括國防、航空航天、生物製藥、精密化工、高性能材料、半導體、信息技術等領域，美國都仍處於領先地位，而據PwC（羅兵咸永道）的統計，2018年全球研發投入頭10名的公司中，有7家來自美國。我們看見的美國製造業「衰退」，是其國內生產式微、生產線大規模外移；換句話說，美國製造業在科研上仍然領先，但生產和製造環節卻疲不能興；不是美國製造不行，而是美國工廠不行。

據內地專家分析，中美製造業到2030年時，中國在總量上仍然會佔據世界第一的位置，但美國在高端領域仍然領先；至於製造業價值鏈方面，中國一直趕上，實力逐漸逼近美國，但由於美國在技術上仍然領先，故美國仍會佔價值鏈的最大份額（註1）。說美國高端製造及不上金融業而認為「美國模式」不行，是相當片面的看法。

「學德國」還是離不開美國

德國製造業強，但金融業也不弱，支持「德國模式」者稱讚德國的金融市場平穩安全，但其實德國傳統企業融資主要依賴銀行貸款，企業不大願意上市，德國國內的金融市場因而相對平靜。德國的德意志銀行也是國際金融市場巨頭，它在美國資本市場十分活躍。事實上，美國和德國之間的經濟關係千絲萬縷，在貿易、金融等方面都同聲同氣；德國模式，其實是美國模式的分支，所謂學德國，其實還是離不開美國。

新形勢下中國要調整策略

撇開學習哪種模式，中國改革要解決的，其實是在新形勢下如何調整策略，在跟西方陣營「半脫鈎」之後，中國可以如何繼續發展。

中國經濟起飛是在2000年代初加入世貿組織之後，乘着全球化之利開拓國際市場，造就了中國世界工廠的地位。然而從2008年金融海嘯開始，全球化成了眾矢之的，被指為製造貧富不均、社會不平等的罪魁禍首。中國領導層至今仍堅決支持全球化，但自特朗普上台兼對中國大陸發起貿易戰（也同時針對歐洲、東南亞），全球化其實已岌岌可危，世界正逐步退回到實施保護主義、地區結盟等維護各自利益的格局。

有分析認為，在後金融危機時代，有3個國家仍足以承擔責任，就是美國、中國和德國。美國擁有國際儲備貨幣（reserve currency）以及全球「最流動」的政府國債，所以不難籌募資金；中國則有龐大的國際收支盈餘，可以不必向外資市場募集資金便可增加開支；德國也有大量的經常帳盈餘，也能在歐元區扮演類似角色，而德國增加支出，歐元區其他各國便毋須撙節開支，可見以上三強都有足夠實力撐起全球經濟（註2）。

然而，一份全球協議並沒有達成，大國之間不但未能合作，反而美國因遏制中國而掀起貿易戰，進而推動西方陣營跟中國脫鈎。對中國而言，全球化帶來的美好歲月已所剩無幾，中國必須因應形勢重整發展策略。

中國要解決兩大問題：發展和分配

不管學習哪種模式，中國現在要解決的是兩大問題：發展和分配。發展方面，由於受到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圍堵」，中國經濟發展一定要依靠本地市場，內循環加外循環將是未來幾年的主調。

分配方面，必須減少社會不平等、遏制財富過度集中。有報道指，習近平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一次學習會議上，曾援引法國經濟學家皮凱蒂（Thomas Piketty）2014年首次出版的《21世紀資本論》：「他用翔實的數據證明，美國等西方國家的不平等程度已經達到或超過了歷史最高水平，認為不加制約的資本主義加劇了財富不平等現象，而且將繼續惡化下去。他的分析主要是從分配領域進行的，沒有過多涉及更根本的所有制問題，但得出的結論值得我們深思。」（註3）

皮凱蒂近年又出版了《資本與意識形態》，書中加入了對中國、南非、巴西等新興市場國家貧富差異的看法與分析，就如何減少社會不平等、遏制財富過度集中提出了建議。他強調一個國家可以在沒有強烈不平等的情況下，擁有非常高的生產力和福利；財富過度集中反而會降低發展潛力，中國不要走加劇不平等的道路。

增長放緩 要由創富轉向均富

過去幾個月大陸針對房地產市場、資本市場、互聯網巨企，都帶有強烈的遏制財富過度集中，以及減少社會不平等的信息。改革要為人民帶來實利，經濟高速發展時鼓勵創富，現在增長放緩，要爭取人民支持，就要由創富轉向均富；可以預見，整頓、「修理」大企業和大富豪的行動將陸續有來，這些都毋須扯上學習什麼模式，只是管治者的普通常識而已！

 

註1：見〈未來10年中美製造業競爭態勢及策略〉，《經濟導刊》，2020年7月21日

註2：Stephen King: Grave New World: The End of Globalization, the Return of History，中譯本《大退潮：全球化的終結與歷史的回歸》，2018年，台北：日月文化，頁289-290

註3：見BBC中文網：〈中國貧富差距：經濟學家新書、「月經貧困」爭議和官僚貪腐〉，2020年9月13日

 

文章原刊於《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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