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達：共富登場 防港現財閥
由最高領袖擔任主任的中央財經委員會上周召開會議，正式捧出「共同富裕」，提出「合理調節過高收入」、「三次分配」，鼓勵高收入人群和企業更多回報社會等。「共富」正式登場，標誌著中共嚴防資本野蠻擴張，致力縮小貧富差距。在「黨領導一切」之下，這同樣適用於「新時代」的香港，中央不容本地財團任性，不容其發展成為財閥，不容其左右大局，不容其「造王」，要求他們在房屋等民生問題方面必須「多回報社會」。
改革開放後，中共打破「吃大鍋飯」的傳統體制束縛，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刺激經濟活力，亦成功令中國成為經濟大國。但與此同時，開始出現貧富差距等問題。一些巨富指點江山，操弄輿論，收買官員，試圖影響國策，更是令黨不安。
正如習近平所說，「實現共同富裕不僅是經濟問題，而且是關係黨的執政基礎的重大政治問題，決不能允許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因此中央在宣佈進入「小康社會」之後，正式將共同富裕提上議程。
事實上，中共十八大之後中央政策已體現鮮明的共富取向，包括致力脫貧，抑制高收入，如針對藝人、球員天價薪酬推限薪令，追稅，對巨型科網企業展開反壟斷。馬雲、王健林、許家印等一批張揚的富豪灰頭土臉，娶了某位中央領導人孫女的吳小暉更是鋃鐺入獄。
這次亮出「共富」，就是認為蛋糕已經做大，開始要「分好蛋糕」。中央講明「不是整齊劃一的平均主義」，不能將「共富」簡單理解為「打土豪分土地」、「劫富濟貧」，但富人階層不可能再「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而必須在慈善、交稅等方面「多做點事」，回饋社會，預料後續政策將更加系統化，比如遺產稅的開徵，房產稅從部分試點到全面鋪開，將加快進程。
「共富」登場，對香港也有強烈啟示。香港回歸之後，將自由放任資本主義體制發揮到極致，本地財團二十多年來不斷坐大，在很多領域形成寡頭壟斷，涉及衣食住行，幾大地產商囤積土地，幕後操弄政治和輿論，已經接近財閥的高度。在人均GDP高達4.67萬美元的香港，竟然不止有劏房，還有數萬人居住在環境更為惡劣的「籠屋」。特區政府視「積極不干預」為金科玉律，不敢也無力出手。
貧富懸殊加劇，住房困難，為2019年的修例風暴提供了土壤，但本地財團在風暴卻首鼠兩端，態度曖昧。北京在「平暴」之後，再也不容忍這種局面持續。主管港澳事務的國務院常務副總理韓正開腔，香港的住房問題必須解決，「即使難度很大，但總要有解決開始的時候」，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期盼香港在本世紀中葉告別劏房、籠屋等問題，希望管治者有效破解住房就業、醫療和貧富懸殊問題。
中央在選舉制度的改革也限制了財團在政治上可以扮演「關鍵少數」。負責選舉特首、大部分立法會議員的選舉委員會由1200人增至1500人，大幅增加「愛國者」，攤薄傳統商界影響力。有媒體統計，本港六大地產商42名參選人即使全部當選，也只佔2.8%，相反中資機構則強勢崛起。
北京由幕後強勢走向台前，本地財團呼風喚雨的時代謝幕，不能任性，也無法任性，必須為香港的「共富」盡一份力，「多回報社會」，尤其在房屋問題方面必須配合，不要再企圖暗中阻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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